【2016年3月】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阿家文和他的四弦琴一、 1939年出生的阿家文，算起来已经77岁高龄。阿家文是石屏三道红彝族，四弦艺人，2008年被列入文化部国家“非遗”传承人。这几年阿家文的身体状况不好了，两三年前，一场大病之后，他就不能弹琴了，不仅不能弹琴，也不能做琴。作为一个传承人，阿家文做琴也是一绝，四、五年前，那时还健康的他做过一把琴送给我。但现在手脚不灵，耳朵不好，连给他打个电话都得大声吼，他才能听得到。
据我的了解，阿家文这个年龄段的艺人，是云南仅存的老艺人中最老的一批，也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从传承的角度看，这个状况很不妙。这不是什么秘密，而是“非遗”保护中基本共识。 这个年龄段的传承人，有许多时代共性。我们不妨先看看阿家文的成长轨迹。生于1939年的阿家文，在新中国建立时正好10岁。他也算有家学渊源，父亲也是音乐爱好者，擅长弹三弦。但即使没有家庭的熏陶，在少年时代，他所在的地区，也依然有浓郁的歌舞氛围，所以，音乐歌舞的传承教育，发生得十分自然，并不需要特别的鼓励（不存在外界推动的传承工作）。 阿家文是1950年后不久上的小学，上学的时候也开始学弹琴。跟父亲不同，他喜欢的是四弦，在走十几公里上学的途中，他经常要背着琴去，把琴藏在路边，放学就弹着回来。 和阿家文的学生（包括他两个儿子）一辈比，阿家文掌握四弦技艺的年龄相当小，这也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共性。他十一二岁开始学，到十六岁时就可以给歌舞伴奏了。不过，四弦伴奏，有难易之分。给舞蹈伴奏，比如烟盒舞、团乐的伴奏都比较简单，但给唱歌的人伴奏，就很难。因为学伴奏之前要先学会唱，所以阿家文给三道红的“滇南四大腔”（四种唱腔）伴奏，都是成年以后慢慢积累出来的。 对一个乐手的成长来说，自身的喜欢，应当是最重要的因素。这点几乎是所有民间艺人都具备的条件。不过，在不同的时代，各自为这种爱好所付出的代价是不一样的。阿家文的故事，有一段当地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在“文革”时期，因为弹四弦，他被抓去游街批斗。阿家文说，“给我戴高帽子，好多人来看。‘打击一小撮，教育一大片。’我就成了被打击的典型。” 实际上，民族音乐歌舞的学习，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困难和威胁。民国时代，尽管没有政治威压，但社会相当不平靖，据另一位石屏三道红艺人施万恒（烟盒舞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说，民国时代有枪，所以因为去别的寨子唱歌跳舞被打死的大有人在。 195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深入，音乐歌舞也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压制。1958年大跃进时，阿家文一个人被派去一个钢铁工厂干活。去的时候，他背着自己的四弦，但因为钢铁厂太忙（“有时候几天几夜不睡觉”），他连弹琴的闲暇都没有。“改革开放”以后，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是民族歌舞的黄金时代。“我又可以弹了。那个时候，在我家，我弹弦子，叫他们来我家唱。随便唱，没有人管了。”但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民族音乐歌舞的历史又出现了重大转折，由此构成了延续至今的长期性变化。这个变化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农村出了问题，民族歌舞的社会土壤不同程度地流失。 总结来说，阿家文这代艺人的成长，其时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赶在“文革”之前，完成了最基础，最扎实的学习（成长期），而后又经过1980年代同样是差不多十年的“文化复兴”，得到了无论是个人技艺还是个人声望的进一步提高（提高期）。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国家“非遗”保护政策的明确，这批艺人开始获得国家持续性的支持，表现之一就是获得各种荣誉和各级传承人称号，这是最近十年的事情（收割期）。不过，这十年既是保护与传承的十年，同时也是“失去”的十年，而最大的失去，就是生命的自然消耗，这是无法挽回的。
二、 有必要回头来交代下阿家文成长的文化背景。1950年代的乡村，文化上还基本上是过去的面貌，因而跟歌舞有关的习俗也继续被保留。采访时阿家文有这样一段话： 学琴那个时候，寨子里面比我大的那些年轻人，晚上喊小姑娘来玩，我就偷偷去看，看他们咋个弹咋个唱，好好地听，记在心里面，就这样学起来。 阿家文提到的“喊小姑娘来玩”，用当地的说法，是叫“玩小姑娘”，就是到晚上的时候，跟同村或者附近村寨的姑娘们约着去山林或寨子里的家庙一起唱歌跳舞。这是一种风俗，也叫“吃火草烟”（抽水烟筒），而他们一起唱歌跳舞的地方，则被称为“玩场”。“吃火草烟”，虽然也确实有男女敬烟（烟筒）的情节，但主要都是为唱歌跳舞制造情景。除此之外，还要办夜宵。 参与“吃火草烟”的男女，根据习俗通常都是未婚的女子，但参与的男性则不限年龄。过去很多男性是一直玩到老，而女性则只有成家立业之前一段青春时光。这个习俗，在“文革”中有中断，但最终终结是1990年代初的事情（最近几年，有另一种形式的复兴，另文讨论）。 跟很多民族一样，唱歌跳舞的本事，关系到婚姻恋爱这样的“终生大事”，所以，在社会文化土壤还保留的情况下，音乐歌舞的学习都是完全自觉自愿。阿家文也不例外。所以，反过来讲，如果社会土壤不在，那想要继续保留音乐歌舞的传统，就会遇到各种阻力，犹如逆水行舟，难上加难。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音乐歌舞传承难以一劳永逸的原因。 “吃火草烟”的习俗在三道红地区很流行，阿家文所在的曲左村，也是三道红的一个寨子。这个村子，按照音乐歌舞来划分，是属于“四腔”的流行区域。四腔是一种唱腔，和另外三种唱腔一起，被总称为“滇南四大腔”，都是三道红彝族的歌唱方式。“滇南四大腔”是一种以汉语来演唱的“歌剧”，每一个唱腔唱完，最低都要30分钟，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山歌小调。唱词多跟男女情感有关，而唱歌的场合，主要就是前面我提到的“玩场”。按照习俗，这种跟恋爱和男女情感表达有关的歌唱，都是社会所“禁止”的，所以，都是夜里偷偷摸摸地进行。 “滇南四大腔”虽然都是三道红的音乐，但有各自的起源。据阿家文介绍，著名的海菜腔源于石屏（国家级“非遗”项目），山悠腔源于建水，五山腔源于通海县的高大乡，而四腔则源于峨山县，也就是曲左村附近。 尽管源头不同，但一个地方，通常都会几种唱腔。最典型的是龙朋镇。龙朋镇是三县交界之处，距离上述四大腔的流行区域都只有二三十公里的距离，所以无论是过去走村串寨地“吃火草烟”，还是不同地区妇女的嫁娶，都可以带来频繁的音乐交流，所以龙朋镇走出来的国家级传承人后宝云、施万恒这些，“四大腔”都全部会唱。 曲左村的情况和龙朋镇类似，也是有各种唱腔的交融。实际上曲左村虽然属于哨冲镇，但文化上更接近于三道红的龙朋镇。阿家文读书的时候，上学的地方就在龙朋。当然，上世纪80年代，龙朋文化站搞的很多歌舞活动，都会邀请阿家文去伴奏。阿家文是后宝云、施万恒的老搭档，他们1993年，一起被田丰创办的“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聘为教师，2008年也一起被文化部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不过，因为靠近花腰彝族，曲左村的歌舞，跟花腰彝族也有很多交流。据我了解，无论是阿家文还是他的儿子，都可以弹奏花腰彝族的音乐。因此，在很多演出的场合，他们都要带两把琴，一把弹花腰，一把弹三道红。
三、 我从2009年开始了解阿家文，2011年我供职的云南源生坊民族文化发展中心（简称“源生坊”），在石屏曲左村开班了阿家文四弦“提高班”，具体工作是我去村子里做，所以下面我讲点传承的具体经验。 在此之前，我要交代下石屏彝族乐器的现状。如果我的推断不错，石屏三道红（也包括花腰）的乐器相比几十年前，数量在减少。就阿家文来说，他的父亲喜欢谈三弦，而他除了四弦，“文革”时在宣传队还他拉二胡——当时弹四弦是不允许，这点有意思，乐器也是有政治属性的——另外他也会三弦、树叶、笛子。但仅限于会，阿家文作为民间艺人这个名字，让人联想到的只是四弦——阿家文也被称为“月琴王子”（四弦也叫月琴）。今天在石屏很多乡镇集市上放的“滇南四大腔”、烟盒舞、团乐的歌舞，伴奏的四弦基本都是阿家文的作品。而我们做传承工作时，传承的内容，也仅限于四弦，其他过去有过的乐器，基本没有涉及。 乐器的多少，不仅是某个艺人会多少技艺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个族群的音乐体系。过去的情况，可能是各种乐器之间构成一个组合（同一源头的红河县彝族有7种乐器的组合，邻近的相对传统一些的花腰彝族我也见过4种乐器合奏），但这点今天的石屏三道红彝族中看不到了，也就是只剩下一把四弦，而四弦仅限于为几个歌舞伴奏。 现在回头讲传承的具体问题。云南“非遗”传承，有一个先驱人物是中央交响乐团的田丰先生，阿家文1993年被邀请到这个学校任教。这个叫“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的学校不仅开创了一个办学的传承模式，还在事实上使云南“非遗”传承工作走到全国的前列。这个学校持续到2000年，期间阿家文在校传授的内容，主要是四弦和四腔。当然，他不仅是老师，也在学习，比如在这个过程中，学做很多其他族群的乐器，学花腰彝族的四弦，还跟施万恒、后宝云（两位都是三道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学海菜腔。 离开传习馆之后，阿家文在杨丽萍的舞蹈学校呆过一段时间，但在《云南映象》推出之前，被迫离开了这个团队，回到了乡村。
2006年以后，源生坊开始和阿家文合作，提供经费帮助他在曲左村办传承班，他算是第三批源生坊扶助在乡村办班的老艺人。这个传承班比较松散，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和管理，其意义更多是对艺人传承的鼓励。不过，对受过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训练的阿家文来说，在乡村做传承的意识，早已经树立起来。而据我了解，在2011年之前，阿家文的家里不时有一些四弦爱好者前来求教。其中一位是石屏城里人，而另一位是出生于甘肃的民谣歌手张佺。张佺曾在2005年11月为学四弦在阿家文家里住过很久。 在三道红社区意义上的传承，可能成果比较明显的就是阿家文的几个子侄（这几个人还组建过一个曲左的四弦队，有十多个人参加）。2012年，这些受过阿家文影响的曲左人，有四个基础最好的加入了源生坊创办的阿家文“提高班”。 起初，源生坊是想在曲左找到20岁左右的年轻人来学四弦。2011年6月，我们第一次进入这个村子时，也的确见到了两位年轻人。但此后不久，这两位学员都离开村子，所以教学也无从谈起。2012年2月，我再度到曲左，这次因为有明确的“提高班”工作模式，所以，在曲左很顺利的组建了一个小班，四个学员，其中两位是阿家文的儿子，另外两位是同村的晚辈，年龄都超过四十。这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因为年龄更小的人中，找不到基础好的学员。 而教学的内容也比较明确，就是以大约3个月为期，把三道红彝族四弦中最重要的两个调子学会。这两个调子，分别是《上四拍》《下四拍》，他们是“滇南四大腔”的过门音乐，每个调子差不多有2分钟，是在海菜腔等四大种唱腔开腔之前的乐器前奏。在由源生坊创办的“提高班”开班之前，我听过这四位老学员弹过这两个曲子。不是完全不会，只是不完整（阿家文的两个儿子情况稍好），还无法去做伴奏。 这个“提高班”开班是2012年2月，但实际考核是同年的7月。考核的情况是，除了一位《下四拍》没弹完，其余都通过。后来我还去补考，到年底，这个阿家文的“提高班”算是完全结束。后来，“提高班”的学员，有两位分别被源生坊组织到北京参加过两次交流，其中一次还是参加了2012年中国传统音乐节的专场演出。他们弹的都是“提高班”中的所学，也算是“提高班”成果的检测。
2013年后，因为阿家文身体出了情况，传承工作大打折扣。因为不能再弹，所以，作为“非遗”传承人，阿家文也可能只限于口头指点，连示范都很难。不过，从几个月前在昆明举行的“源生乡村音乐歌舞艺术节”中阿家文的学生（也是他的儿子，“提高班”学员）阿进旺的表现看，曲左这个地方，四弦也不能算后继无人。事实上，在《上四拍》《下四拍》“提高班”之后，剩下的就是艺人自身的磨练了。而好在，在石屏地区，无论是节庆还是婚嫁喜事，都还有音乐歌舞的舞台，所以乡村的民间的土壤依然有所保留，所以四弦的传承在今后二三十年的时间不会出多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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