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祖荫:非遗保护,国家正在做三方面的工作

樊祖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委员,原中国音乐学院院长

编者按:


1993年中央交响乐团作曲家田丰在昆明的安宁市创办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这是中国第一个保护民族民间音乐的学校。该馆2000年倒闭,次年田丰病逝。由于田丰的开创性工作,此后昆明有了《云南映象》的商业成功,有了“源生坊”(全称“云南源生坊民族文化发展中心”)这样的民族民间音乐保护组织,这个组织十年来一直着力在乡村探索民族音乐歌舞的传承和保护。

12月24日,“源生乡村音乐歌舞艺术节”论坛开始时,播放了云南电视台刘晓津(源生坊负责人)拍摄的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纪录片——《传习馆春秋》。下面内容是樊祖荫教授在看完纪录片后的发言。


我在国家非遗专家委员会,也介绍过源生坊这方面的经验

田丰先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作曲家,是我们国家“非遗”保护的开拓者,开创者,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从这个片子中就可以看出来,他的理想非常清楚,指向非常明白,但是做法上,作为一个作曲家,他做不到很好的管理,最后是一个悲剧的结果。



这个结果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给我们今后工作很多的启示。刘晓津的源生坊继承了田丰的遗志,汲取了他的经验和教训,现在源生坊的做法在我看来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既继承了田丰的优点,又避免了田丰可能出现的困境,观念上有很大的转变。这个观念就是在本土做“非遗”保护。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也是很大的进步。就目前的条件来说,这个做法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编者注:源生坊与传习馆的不同,是传习馆把传承人请到城市来集中教学,而源生坊则把传承班办在乡村,办在传承人的家里)



非遗保护,现在我们国家做得还远远不够。像意大利、法国,像韩国、日本,对非遗的投入,都比我们高得多。我们的投入已经增加很多了,但还不够。那在现在的条件下,由我们私人,由民间资本,投入到这样的事业,我认为这是对“非遗”保护非常好的补充。不但不给政府添加麻烦,还给政府分忧,做了很多政府一下子办不到的事情。这是源生坊所做得非常好的事情。



在“非遗”保护实践中,源生坊也有很多的创造。比如说,我们对传承人比较重视,但对被传承人还缺乏思考。被传承人如果不重视,那有谁来学?有老师教,有没有学生来学呢?很难说。


因此源生坊,在这个问题上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我跟着他们去考察过一次,到石屏巴窝村。他们的做法是给传承人和被传承人都发补贴。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办法,它既重视了传承人,又重视了被传承人。被传承人是农民,它不靠这个钱,但学了之后,有这个津贴,补助他们误工,就使他们心安理得地留在农村。既丰富文化,又促进生产,能够使我们的非遗文化活态的传承下去。



这是一个很好的创造。我在国家非遗专家委员会,也介绍过源生坊这方面的经验,我也请源生坊参加过我们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的北京中国传统音乐节,并向我们的“太极音乐奖”进行了推荐。我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希望在全国范围内,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让源生坊好的一些做法,从观念到行为,大家能够了解,因为这对国家有利,我也希望政府、地方、民间加强交流,三位一体,抱团取暖做好“非遗”保护工作。

国家正在做三方面的工作

下面我介绍下全国范围“非遗“保护的情况。目前,第四批的国家级传承人项目已经报了,我们也开过会了,但下一步还没有更明确的打算。


据我了解,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做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在城市化背景下进行“非遗”保护的探索。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们提倡城市化。但随着城市化的进展,我们“非遗”保护这块原则上说没有跟上。人从农村到城市,从山上到了平地,从游牧改作农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了很大改变。到了新的环境,他们原来“非遗”的生活基础就没有,传承就没法做下去。



我到新疆,那些哈萨克牧民,原来是在迁徙当中传承他们文化,现在集中居住以后,他们没法活动。鄂伦春人从山上下来以后,打猎这些生产方式,都没有了。这些种种问题,现在是我们国家比较关注的。我就提出来,希望在城市化过程当中有好的顶层的文化上的设计。这个文化,包括新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保存和传承。


另外一个,各地建立的保护区、保护园区,这些东西正在做进一步的调查整顿。有的地方搞得比较好,有的地方只有一个名,没有实际的工作。有关“非遗”的项目,各地都在申报,国家的投入还在继续增加。我听说传承人的生活津贴还要进一步增加,这些方面目前都在做,但就我了解的来说,目前不是进展特别快的阶段。政府还有待继续探索。


另外我们还做一个大的工作,就是申报世界的文化遗产,包括非遗物质文化遗产。今年又成功的申报了几个“非遗”。



“非遗”保护对民族文化有没有负面影响?

源生坊: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樊老师,被列入“非遗”保护名录之后,对具体的保护实践会不会也有负面影响?


樊祖荫:应该说是不会的。因为列入“非遗”名录,从国家的管理方面来说,它着重于两块。一个把这个“非遗”项目,给予更多关注,另一个就是资金上会有投入。但是在地方政府做保护的时候,也会产生另外的问题。

比如说,“花儿”,青海有,甘肃有,新疆也有。现在“花儿”作为国家的项目,整个名字就叫“花儿”。国家最重点的保护哪儿呢?没说。那现在保护就有问题了,你甘肃也好,青海也好,新疆也好,大家都在保护,都在做,但是没有真正落实到保护具体措施上来。


但另一方面,“非遗”保护落实之后也有问题。有些“非遗”,很多地方都有,但国家把这个列入重点保护,那个没有列入,那没被列入的地方就不想做了。没有列入之前,大家都在做,很使劲地做,列了以后就不做了,看着你做。

                                                                                  樊祖荫老师在论坛上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