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艺人口述》 （节选十一） 阿家文：因为弹四弦我被批斗

本系列文章节选自《源生坊·民间艺人口述》

今年76岁的阿家文，再弹不了四弦了，这位曾经的“四弦王子”身体虚弱到无法电话沟通的程度。这种变化就是这两三年的事情。

作为“文革”前成长起来的一代艺人，阿家文十分幸运。在石屏地区，他是明星式人物，无论县乡街道，大大小小的音像店都有他弹奏的四弦CD。2008年，他被评选为国家级民间艺人，更是使乡土民间社会确立起来的权威，得到来自国家的加持。

阿家文有一个和谐幸福的家。他有两个会弹四弦的儿子，他每天的生活离不开四弦与酒。酒是小酌，四弦则是自娱自乐，除了弹，他也做，每年都要接一些做四弦琴的订单。

阿家文性格温和，是一个与世无争的长者。2012年在源生坊“提高班”考核时，需要老师点评，但他的点评十分委婉，不论人长短，没有批评只有劝勉。正是这样的性情，才有这样的四弦：细腻、深情、质朴、温婉。

我叫阿家文，家在石屏哨冲镇曲左村，我生于1939年，是彝族三道红支系。石屏彝族有三道红和花腰两个支系。哨冲镇是花腰支系的乡镇，只有我们曲左是三道红的村子。

我的爸爸妈妈早就不在了，我的爸爸是1969年不在的，我的妈妈是毛主席去世那年不在的。我有三个姐姐，现在只有两个了，大姐有80多，大我一轮，小的姐姐有78，最小就是我了。我有两个儿子，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不在了，只有小女儿了。女儿有40多，儿子大那个有50多了，小那个也有40多了。

我爸爸妈妈都会唱歌跳舞，算得上歌手。我爸爸会三弦、四弦，最喜欢三弦，三弦弹得最好，四弦很不弹。我的孩子中，两个儿子都弹四弦。弹得差不多，只是比我要差一点。

和我父亲不一样，我最爱好的是四弦，从小就爱好。我读书那时候，走路去学校，我把四弦藏在路上，放学就弹着回来。我在龙朋镇读，有十多公里路。

曲左村风貌

曲左村风貌

我十一二岁开始学琴（四弦），到十六岁我完全可以伴奏了，曲子也可以弹了。学琴那个时候，寨子里面比我大的那些年轻人，晚上喊小姑娘来玩，我就偷偷去看，看他们咋个弹咋个唱，好好地听，记在心里面，就这样学起来。

会弹要先会唱，不会唱调子就不知道咋个弹，因为四弦要用弦子把声音弹出来，调子学的不好就弹得不好。这个好多人不知道。石屏卖的“四大腔”的伴奏带都是我弹的，有些不懂的人就说，“你老人只会弹不会唱”，他们就是这样理解的。其实我是会唱的，在会弹之前都学会唱了。

阿家文在制作四弦

阿家文在制作四弦

在我们三道红，四弦是伴奏的，给唱歌、跳舞的伴奏。我们唱的歌主要就是“滇南四大腔”，跳的舞就是烟盒舞、团乐这些。“滇南四大腔”，有“海菜腔”、“山悠腔”、“五山腔”和“四腔”。“四大腔”中都有“前四六”、“后四六”和中间的正曲。前四六、后四六是客气话，意思是你唱得好，我唱得不好。

“四大腔”每一腔完整唱完都要三四十分钟，唱之前，有一段四弦曲子，是引子，我们叫过门。“四腔”的是“下四拍”过门，“海菜腔”、“山悠腔”和“五山腔”是“上四拍”过门。过门要弹好几分钟，弹完过门，唱歌的就开始唱了。

“滇南四大腔”是拿汉话唱，这点不像花腰，他们的歌都是彝话唱。“四大腔”是三道红流行，流行的地方很宽。“海菜腔”是石屏的三道红的；“山悠腔”是建水的三道红的；“五山腔”是通海高大那边的三道红；“四腔”就是我家这边，峨山方向的三道红。

过去是这样分的，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擅长的，后面相互学习，相互通婚，相互“吃火草烟”，区分就没有那么明显了。我们唱我们的“四腔”，我们也唱他们的“海菜腔”，我们这边的“海菜腔”是龙朋传过来的。我们有姑娘嫁过去，他们也有嫁过来，这样就相互交流互相学习。

我有一个叔叔他会“海菜腔”，我听了一点，有点摸不着头脑，还是不会唱。我学会“海菜腔”是到传习馆以后，和后老师（后宝云）、施老师（施万恒）他们在一起，他们专门教“海菜腔”，我才慢慢学会。那时候，我都50多岁了。学了“海菜腔”之后，我“四大腔”都学全了，因为“四腔”、“山悠腔”和“五山腔”我以前就会，在传习馆的时候，我还教点“四腔”和“五山腔”。

90年代施万恒和阿家文

这“四大腔”虽然各个地方都唱，但唱法还是有差别，懂的人就听得出来。像“海菜腔”在石屏的龙朋和石屏坝子，两方唱的就不同。坝子的唱法平平直直的，龙朋的唱法是弯弯左左的，高高低低的。“四腔”我们这里正宗一点，我们转弯多着点，软点，龙朋那边就硬点。

弹四弦的，唱得好不好不说，但都要会唱才行，会唱才能伴奏。四弦是为唱歌的人定音，帮助他们找准旋律，这个是相当重要的。技巧高的，还可以在伴奏的时候，让唱歌的欢乐起来，热情起来。但伴奏是辅助的，不能乱伴。他唱什么就伴什么，他唱哪句腔，就按照哪句腔的调给他伴，跟他一起走。如果他的音不对，就不跟他一起走了，自己保持自己的。

给人家伴奏，最好要熟悉那个人，熟悉那个音，不熟悉的人还是有点不好伴，经常会出错。每次伴奏之前，都要先听听唱歌的音高，他亮亮嗓子，就知道了。配合他练一下，把琴的音调定下来，不能高了，也不能低了。

四弦也给舞蹈伴奏，这个活又简单又累人。三道红的舞蹈，都是又跳有唱，伴奏的也要一面弹着一面跳着，还要唱着，三个都要，相当辛苦。我在传习馆的时候，我们跳了多少场，伴了多少场！

四弦也可以独奏，独奏也好听的，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常在房子上弹独奏。弹点“思念调”，弹点“上四拍”、“下四拍”。

除了四弦我也会别的乐器，比如三弦、二胡、笛子、树叶。笛子现在老了气不足了，只能吹吹玩玩了。树叶我也会吹，但现在吹不响了，人老了。我家里面二胡、笛子、三弦、四弦都有，二胡这几年我没拉了，六几年参加宣传队，我还是专门拉二胡的。

我们拉的二胡和汉族的二胡，没有区别。有种小金竹二胡是我们自己做，但宣传队用的二胡是在昆明买的。二胡是怎么传进来的，我也不知道了。宣传队那时候，笛子也从外面买，一盒一盒地买。

我参加宣传队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拉二胡给他们唱歌跳舞的伴奏。唱些什么歌，我记不得了。反正都是那个时候到处唱的那种，汉族的，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二胡可以拉，但四弦就不给弹。弹四弦，“玩小姑娘”都是牛鬼蛇神，是不允许的。我四弦弹得最好，年轻人“玩小姑娘”的时候，就会来找我，后面，就因为弹四弦我被批斗了。拉到哨冲，给我戴高帽子，好多人来看。“打击一小撮，教育一大片。”我就成了被打击的典型。

被批斗了几次，我也记不得了。批斗的时候，我也是有点害怕。和他们讲道理，他们都不听。我心里面觉得不划算，觉得不服。但那个时候，你能说。

弹四弦被批斗，也就是“文革”时候。其他时候，也是给弹的。“大跃进”的时候，我去落水洞的铁工厂干活，我还背着四弦去。那时候，我快20岁，会谈好多调子了。但钢铁大跃进，忙炼铁，没时间弹。一个炼铁大炉，只有两个人。一下忙着送料，一下忙着干别的，忙不赢，有时候几天几夜不睡觉。我们铁厂大，铁倒是炼出来了一些，但小的铁厂就可能炼不出来。我在炼铁厂那个时候是57年到60年的时候吧，都记不住了。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以后，我又可以弹了。那个时候，在我家，我弹弦子，叫他们来我家唱。随便唱，没有人管了。现在么，我耳朵不行了，手也不灵了，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