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艺人口述》（节选四十二）普艳芳：他们放弃了，也是为了生存

传习馆还没有倒闭之前，我就离开了。那时候是2000年，传习馆也快倒闭了，田老师说愿意留下来的就留下，不愿意的也不勉强，我觉得自己要找自己的出路了，年纪也大了，所以我就离开了。

我当时下决心要离开传习馆，是因为承诺的做不到，就是今天说这样，明天说那样，什么都做不到。主要还是经济问题，人总要生存，左想右想，就觉得自己养活自己之后才能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就去了民族村，民族村跟我们在这方面还算比较接近。

去民族村，我在团结广场演出。在民族村主要是学他们的东西，偶尔也会让我唱我们的歌，但不是很多。和传习馆比，民族村经济上比较好，在民族村基本上每个月都有报酬，多多少少都比传习馆多，生存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在传习馆不可能自己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在民族村待了一年，我就开始自己带团。这个带团也不是带多大的团，认识一些景点上的老板，他们需要我找几个人过去，我就找几个人过去，这个团带得不是很费力。那些老板是来民族村旅游认识的，看到我们演出，他们会问：“我有个地方你愿不愿意去？”就这样，我积累了一点人脉，做起带团的事情来。我在哪里适应力都比较强，不超过一个星期我都可以融入进去。

田丰传习馆倒闭的时候，我在江西带团演出，我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我认为那时候还不是倒闭，只是分散，有些在旅游歌舞团，有些在田丰音像公司。但刚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心情很复杂，那么多年的东西，说倒闭就倒闭了！

传习馆这个事情的失败，我个人觉得经济问题是主要的。做什么事情没有经济是不行的，我们田老师没有这个经济头脑。自己不能养活自己，做这些事情是不可能成的，所以倒闭是意料之中的。田老师的确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也是难得的。但自己养活自己还差不多，你一个人要养活那么多人——传习馆多的时候有一百多人——你说怎么养活？经济问题不解决怎么做事情？我在传习馆待了七八年，各地来参观的人不少，国内国外都有很多，政府机关来的人也不少，看完了都说好，实际行动的，拿出钱来的，很少很少。所以传习馆的倒闭我不觉得意外，只是心里不好过。来到传习馆的人，不管是哪里的，都是比较善良的，很好相处，每个人对传习馆都是很有感情。

离开传习馆之后，有些人回家，结婚，干农活，有些在外面打工，干什么的都有。他们放弃了，也是为了生存。我现在职业也不是做这个，我在其它地方还做着事，遇到什么就做什么。我做过许多事，民族村出来后，我在省外跑了两三年。天津、南京、东北三省、江浙一带、河南、河北都去过了，带团去搞演出。跑了两三年，自己不想出去，就在昆明开店，搞餐饮。我第一次开餐饮店是在书林街，书林街拆了以后我就在高新区那边开。做餐饮太累，又赚不到钱，我就没做了。在书林街是做炒菜，在高新区主要做米线。现在我是跑业务，有什么项目就跑什么业务，这段时间，省委宣传部搞了个新年音乐会，我们就帮他们跑这个业务。为了生存没有办法的，刘老师（刘晓津）这点不可能天天养我。

对我现在的生活来说，传习馆的那段经历没有多少帮助。传习馆那些同学，我们现在也没有怎么联系，只有关系比较好的，离我比较近的还联系下，大家也和我一样，都没有做传统文化的事情。

回忆传习馆，还是有很多高兴的事情。最高兴的就是去国外演出听到了他们热烈的掌声。在传习馆的时候，我去过日本、香港、台湾、法国这些地方，田老师不在以后，刘老师（刘晓津）2005年又组织我们去了美国。

2005年，在美国肯尼迪艺术表演中心演出那场，我印象最深了，有几千人看演出，都是掌声不断，我们演出结束以后，有两个人在那里大叫“我是云南人”。我们演出结束在后台换衣服，那些外国人都会来跟我们聊天，问这样问那样。这让我觉得这种东西在国外太受欢迎了，如果是在国外，我们民族歌舞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被人忽视。

我个人对田老师看法是有点复杂的，以前跟他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有时候恨他，有时候觉得他可怜，有时候又觉得他太好了，说也说不清楚。他不懂得经营，不懂得经济，他总是说“好好好”，但又搞不出什么名堂，这让我们觉得很讨厌；但有时候看着他每天为了传习馆奔波，又觉得他很可怜；有时候想想他说的话，又觉得他太好了。但不管怎么样，他良心好，对我们确实好，而我对他的感情也是很深的。

传习馆这个学校，当初在的时候，没怎么意识到它的价值，现在，它解散了那么多年了，回想起来，觉得它真的很好，保护我们民族文化，这是好事啊。可惜当时我还没有完全领悟到。

主编：   刘晓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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