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艺人口述》（节选六十七）罗新燕：我开始觉得传习馆好像不是在往前走，而是往后

我印象中，传习馆是比较完美的学校。它在西南林学院，有教学楼，有宿舍，什么都好，本身就是一个大学在过的地方；我们还以为我们就是大学生了。

罗新燕

传习馆时期的罗新燕，左二

在当时，其实是比较自豪的。但是，后来传习馆又经历了那么多，我们的心态也变了。我们从西南林学院搬出来，搬到册峨。我开始觉得传习馆好像不是在往前走，而是往后退。在西南林学院时，环境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但是搬了出来，我们住的房子都是石棉瓦房子，那种房子就是现在农村里面关猪马牛的卫生圈，有一点像，一格一格的。

我们几乎都不出来，不方便。册峨那个地方没有车。进去的时候你要从太平那里做摩托车，好像要十块钱；出来就走路，有时候我们往大山里走，翻过叫作睡美人的山，就到海埂。海埂当时有海埂几号几号，就在那里逛街，买东西。然后又顺着大山走回去，比我们在家赶街的还要累。有时候出来，也搭传习馆的货车。前面坐当官的，后面拉我们这些小猪一样的，我们就坐货厢。

然后从册峨又搬到玉龙湾旁边，有一个废弃的地方，废弃以后留了一些房子，装修了，让我们住在里面，在那个地方时间比较长。前后加起来搬了三次。

我们当时也比较叛逆。你把我们从大山里面带出去，然后又住到大山里面，跟在家没什么两样；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那个时候，我们最想的就是某个地方如果用我们，我们就去，真的有这个想法，还不止我一个人有。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环境，再加上我们是十七八岁二十岁的年纪。

当时向往的生活就是出来演出，赚点钱，买几件漂亮的衣服，对不对？女孩子就是这样。不给我们出去，我觉得田老师做得最不好的就是这一条。他当时不该这样来封闭我们，应该带我们出去，去外面闯，那样的话，也许这波人不会是现在这样。但封闭了以后，每个人的思想都会转变。然后年龄大了，女孩子要嫁人，男孩子要娶媳妇，不可能所有人都捂在册峨那个地方嘛。

学校也不给看电视，不准我们学习现代的文化，不准我们唱流行歌。田老师（田丰）就觉得要跟现代的文化隔绝，电视你要看就只能看点文化方面的，新闻之类的，不可以看电视剧。最不能做的就是唱流行歌。那个时候，就觉得越不能做的就越想做。只要我们感觉心里不愉快的时候，用力扯一首流行歌就行了。发泄自己。谁听？没人听你唱歌，唱给大山听。自娱自乐，就这样过了好几年。

用流行歌来反抗传习馆，心里就觉得特别爽。那些歌，时间太长，我都不记得了。“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带走一盏渔火那首——“涛声依旧”。这些流行文化，虽然隔绝，不知道从哪里会流行过来。那个时候，走出去就唱流行歌。

生活还可以，我们吃的菜都是自己种的。这点我们也觉得比较好，但就唯一一点，觉得那个时候，传习馆没有向前走，而是在退，没有给我们希望。

一走了之？想过，但是人到一定时候，你对这个集体这种生活，可能会有一种依赖。你回来，你到农村里面你也是不可能的。你在昆明混了那么多年，老家那地方的人，他们不会想到你的生活环境，认为这个人是在昆明，然后就以为你过得很好。回来，对我们来讲，变得很难。进也难，退也难。你怎么退回来嘛？你退到哪里去？

那个时候，我们在传习馆，我比较接近的，天天一起混的就是普艳芳，阿霞，还有叶秀丽。每一台坏事都有我们四个人，不是她参与，就是我参与。会做什么坏事？比如说传习馆规定八点以前必须在学校，我们那个时候就会翻墙出去，然后十点钟归来，翻墙进来，就违反规定了。也不会出去抢，出去偷，只是出去溜达溜达，然后见到几个帅哥就吼两声，也不会干别的坏事。所以田老师讨厌我们。

但是，我们学东西还是学得比较认真，学的方面，比较好，只是生活里比较叛逆。

主编：   刘晓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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