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艺人口述》（节选七十一）罗新燕：我们这波人被这个社会隔开了

你的采访，也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现实就是这样，我从传习馆走出来，我对这个社会看得太透了。出来以后我就觉得，我们这一波人，经过传习馆这一折腾，也许又被这个社会隔开了。比如说学到的东西我们用不到社会上去。我们传习馆除了李怀秀、罗凤学用了，传习馆学院一百多人，都没人在弄。回到社会，最多就跟平民百姓打工一样，去打打工。

传习馆时期，记者采访，受访者左一罗新燕

当时田丰老师，他应该给我们一个证书。他说过，有三年的学习期；三年期满，他应该给我们一个毕业证。传习馆肯定有个公章，你就留给我们一个证明嘛。“某某在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学习，学习期满，毕业。”不论你在与不在，你就留给我们这样一张，走入社会，我们还可以拿出来。但是你看这么多人，不光光是我嘛，运气好会好些，运气不好的，都没有再做传统文化的事情。

没有证，国家不承认你。现在政府搞传统文化，传习馆这波人，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做了。但是传习馆的人，一个都没有参加传统文化这块。比如我们巍山有好几个民间艺人，我们一个都没有去参加。每一个乡，每一个村，都有一个某某某的传统文化传习所，那是政府给钱的，但传习馆的老师、学员，没有他们的位置。

1997年罗新燕在北京天安门

传习馆时期的罗新燕，左一

我也没有考虑过申请民间艺人。但是即使申请了也不会批给我们，我非常确定。巍山这些文化机构，如果他有这个政策，他不会拿给你，他拿给别人，因为不懂文化的人在做文化。国家现在抢救什么传统文化，将来可能会作为一种课程进入学校。但站在讲台上面的人，他不懂文化。山歌他不会唱，调子不会说，彝族话不会说，但是恰恰相反，他在教传统文化。将来就是这样了。

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教好书。一句话，就是为了生活。好过难过还不是为了生活。你去争这些东西对你现在也没什么用处。对我的人生来讲，传习馆那几年比较重要。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讲，我的事业比较重要。那是一个饭碗。

传习馆的事情，印象比较深的是册峨背石头，拉柴，还有比较无聊的时候对着大山大声唱歌这些，然后到星期天，几个小伙伴翻过几个山去街上买点东西。对演出这些倒没有什么，在传习馆，我是第一批出国演出的人。阿牛、李怀秀、普旧芬，还有去深圳的那个、我，我们五个，去巴黎演出。

那是1997年，当时正好香港回归，全世界在播的时候，我们在法国。我们在电视上看。回来以后，98年我们又去了香港。香港回来以后，传习馆开始就有了变动。然后99年，我就出走了。我走的时候，传习馆并没有宣布破产。

走出去了之后我才看到，传习馆是少数民族的集体，当你离开这个集体后，你的歌舞就难以生存。比如你想把这个歌舞带到某处，相当难，别人不会接受；而我们到了外面我们又接受不了别人的东西。为什么好些人都返回老家，除非像罗凤学一样，他有一种特长，学到独特的东西，自己可以独当一面，去做这个事情，然后能够上台，一个人完全可以承担一个节目；我们没有，我们都是群舞，你出去以后，你跟别人学，你又适应不了，让别人来学，别人又适应不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说白了一点，像我，另寻生路。

你跟别人说，我曾经在那个地方，出过国，这里演出，那么演出，有点虚。反正人这个东西，过了以后，就变得飘渺了。曾经存在的，又完全不存在了，虚无的东西。传习馆就是虚无，意义没有了，跟过去切断了联系，每个人都过自己的生活，追求不同。早就跟过去告别了。你说出的什么什么人，我都已经忘记了，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离开传习馆，像一本书，你看完后，翻过来，然后就盖起。

但说白了一点，嘴上不想，不想是不可能的，毕竟生活了那么多年。但有些时候，环境因素影响着自己。如果让我总结的话，传习馆的经历，一半成功，一半失败。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可能不会选择传习馆，真的，这是实话。因为它完全没有留给你什么东西，它完全把你的生活打乱了，如果没有走这一步，我可能会过得更好。但是反过来，我不去传习馆，现在的路给可能这样？所以矛盾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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