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活动第二场:专家研讨会


【编者按】

2011年6月29日,《思·念》会进入专家讨论环节,与会者60多人,讨论很热烈,我们这里选取了其中一部分呈现给大家。




田丰比巴托克有过之而无不及

发言人:施雪钧

会议时间:2011年6月29日

会议地点:昆明创库源生坊

录音誊录:王涵

文字编辑:龙成鹏

施雪钧,乐评人,《文汇报》主任编辑,田丰先生传记作者。会议召开时,传记正在撰写。2013年这本名为《孤独的音乐旅者——田丰传》正式出版,同年,他组织策划了上海2013年《田丰作品音乐会》。

首先我想说的是,今天是一代音乐大家田丰先生逝世十周年的忌日,由《田丰和传习馆》纪录片导演刘晓津发起的缅怀田丰先生的活动有特殊意义,在此我对她的邀请深表感谢。

在座的各位基本上都是田丰先生的生前好友,还有事业上的伙伴,还有传习馆的民间艺人和学员,应该说你们是最有发言权,因为田丰先生生命中最重要的十五年是在云南度过的。时间是从1985年到2000年,因为在2001年的6月29日上午九点多钟,田丰在中日友好医院去世了。那么,你们都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而我是作为一个长期从事音乐写作的一个作者。我从未与田丰先生谋过面,也从来没有和他有过任何接触,但是在三年前的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我听说了田丰的故事,职业的敏感让我感到他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由此我就萌发了写他的意愿。要知道在中国,值得被著书立传的伟大的音乐家并不是很多,这是我写他的一个原因。所以,在这大半年的时间当中,我经常往返云南与北京进行采访,在海口、武汉、重庆、南京、上海等地,在田丰生前工作过的地方,在那些见证者的口中,寻找他鲜活的踪迹。这是我从去年十月份到现在大半年的时间在做的事情。

在参加这个会议之前,我刚刚从武汉,也就是田丰的老家赶过来。在阅读了几乎所有涉猎田丰的资料后,一个有血有肉,一个与常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有着激情与浪漫的田丰,一个客观真实的田丰在我脑子中开始形成。《田丰传记》在几个月后即将问世,而与此同时,由文化部、中国音协、云南宣传部共同举办的田丰纪念音乐会将于十月下旬在北京和昆明举行。

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谈谈田丰。第一个是田丰的音乐人生,第二个是田丰的价值,第三个是他的悲情人生。在座的都是专家学者,还有很多音乐界人士,希望我的发言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第一个我想谈谈田丰的音乐人生。田丰这个人很悲情,其实从他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命运已经给他盖上了悲剧人生的印章,但是,苦难给他的不仅是痛苦,也有音乐上永不枯竭的创作灵感。他才华横溢,激情似火,一生之中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在进入艺术巅峰时期,他被浩瀚深厚的云南民族艺术所震撼,远离北京,在云南扎根了十几年。

我在他家采访的时候,他的太太和他的儿子对我讲了几件事情让我很是心痛。他的太太听见云南两个字就觉得刺痛。记得当时云南把田丰作为对云南有特殊贡献的艺术家来进行表彰,而且给了他奖金的时候,云南的一个编导叫周培武到北京开会,就把奖金送到他家里去了。到了他家里的时候,他的太太第一句话就跟他说:“你们千万别跟我提云南,一提云南我的心情就不一样了。田丰如果不在云南,他不会死得那么惨。”这是他太太所讲的。另外我发现直到现在,他们家里从来没有任何田丰的影集,因为忌讳云南。他们家搬了很多年,田丰逝世前在云南整理的十二箱子遗物,拿到他家之后一直在底下储存着,没有打开过。我去的时候他儿子当着我的面打开了箱子,里面有田丰大量的采访录音,还有其他的书信,一些有价值的文章。我觉得这个是田丰十几年来扎根云南的见证。

田丰的创作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第二个是摸着石子走,第三个是随心所欲,写自己喜欢的东西。这第三个阶段是他在云南这块红土地上发生的改变。

作为一个作曲家,其实田丰已经超越了音乐本身,现在影响不光是在音乐界,在其他领域,比如舞蹈界、美术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开启了捍卫中华民族源文化的先河,他用他自己的稿酬和乞讨化缘来的部分赞助,创办了云南民族传习馆,引起了海内外媒体近十年的聚焦,在惨淡经历了七年之后,在滚滚而来的现代文明中,田丰倒下了。他失败了,在遭受了事业、情感各方面的沉重的打击之下,他郁郁寡欢,田丰在最后的日子回到了北京,他的儿子看到了已经不成人样的他说:“爸爸你再也不要回云南了。”当时田丰抱着他的儿子大哭,他说:“我再也不去云南了。”

他临终前的一个月,他玉溪的好朋友水松纸厂的厂长何金星去看他,他说:“我的病很快就好,好了以后我还会回到云南。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显然他是非常的牵挂云南。然后在六月份,田丰悲惨地死去了。云南的一个作曲家吴毅保留了一段东西我觉得很有意义,那天我在吴毅的家里看到了,他告诉我6月29号中午,他接到他女儿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田丰去世了。他就想在电视里会不会有新闻播出,没想到6月29号晚上,余龙指挥的中国爱乐正在演奏田丰的作品,就是为《毛泽东诗词谱曲五首》中的一首,他马上用录像机录了下了。

我觉得我们云南还是有很多关心支持田丰的人。田丰走了,可是他留下了很多宝贵的音乐遗产,为云南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精英,并且为云南创作了多部音乐力作,为云南的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我觉得这是田丰在云南最好的收获。所以我一直说,田丰不是一无所有,他办传习馆办了七年,他所有的财产,就是传习馆的民间艺人和学员。所以今天我们纪念他,为他写传的特殊意义在哪里呢?我觉得我们肩负着一项文化的使命,就是要让全社会真正认识到田丰所做的一切的社会价值,时代价值。而这个时代价值,就是田丰在《保存原住民文化》的文章当中所写的——二十多年前他的意识很超前,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人们对大气的污染、水资源的枯竭以及环境的不断恶化似乎很清醒。但是人们对于商品文化、纯理性文化、科技文化所导致的人类文明沦丧和消亡的危险进程还没有认识。田丰把我们地球上享用资源的人称之为贪婪的人,因为对贪婪的人来说,精神生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财与权的猎取。所以他确信一体化了的地球文化形成之日,就是人类文化的消亡之时。他说要挽救一个在垂死中挣扎的文化,使它赋予新的活力并年轻起来,就必须从最原始、最古朴、最荒蛮、最有血有肉、最富情感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这是田丰最早认识的。在二十多年前,他的思想非常超前,已经意识到一种保护原生文化的重要性。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保存文化,尤其是保护世界上仅有五千个的原始民族文化,应该成为当今世界上所有有责任感的人的至高无上的义务。田丰正是这样实践的。但不幸的是,二十多年前他的超前思维和眼光并没有引起上层的关注与社会的理解,这个曾经被一些人误认为是傻子、疯子、骗子、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者、中国的唐吉可德的伟大的艺术家用焦虑的眼光,看着一棵棵大树在倒下,一个个消失的村庄,一项项民间艺术在失传,以及一个个村庄即将被现代文明漩涡吞没。作为一个艺术家,田丰超越了音乐本身,他奋不顾身的跳入了深山峡谷的激流中,成为保护源文化的先行者。

第二个我想谈谈田丰的价值,我觉得今天我们来纪念缅怀田丰,有三个方面。很遗憾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给他一个公正的待遇,一个公正的说法。我从那么长时间的,那么多人中间(我采访了将近50位人),我了解到的田丰是这样的。第一个,他是中国近代百年音乐史上第一个为保护中国民族源文化而献身的殉道者。他以他的悲惨、失败为代价唤醒了中国社会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保护的意识,向全社会提出了一个保护原生文化的严肃命题,他的行为实际是向社会昭示了一位艺术家在人类文明传承的危机时代所承担的责任、风范。我认为田丰是这样一个人,无论从他留下的音乐遗产,和他超前的意识和举止,以及对未来世界民族文化保护的影响方面来看,他是一个不该被忘却的伟大的音乐家。

我把田丰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做了一个比较,当年匈牙利的作曲家巴托克拿着爱迪生录音机在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搜集了九千首民歌,那些即将消逝即将消亡的民歌。当时巴托克提出了一个理论:农民音乐是我们的根,我们今天的所以的活力都来自于民间音乐。他希望所有的作曲家对待农民音乐,应该像使用母语一样来进行创作,这是当年的巴托克所提出的。所以他看到现代世界的推土机把一片一片的村庄推平,一棵棵大树放倒时,一个个文明就消失了,这个时候他用录音机录音抢救了九千首民歌,但是田丰比巴托克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田丰不仅仅发掘发现了很多民间音乐的瑰宝,而且他还进行了保护,这是巴托克没做到的。我想在今天的中国音乐史上,应该有田丰的一笔。

第二个,田丰是中国原生态的鼻祖,他用他天才的意识,敏锐的眼光,挖掘和发现了千百年来隐藏在深山中的、被原来的艺术家们不认为是艺术的东西,并创办学校把他们加以了保护。使得这些民间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和艺术形式,在中国音乐史上得到了认可,并有了一些促进。比如说中国的原生态音乐,这是个典型的例子。虽然当年田丰没有提过原生态这个概念,今天很多专家也还是对它有异议,但是最早的对原生文化保护的就是田丰在云南的实践。因为有了田丰的传习馆,后来的青歌赛中专门设立了原生态音乐的比赛,与美声,通俗,民歌,流行并列,那就是说明原生态在中国音乐史上已经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而存在了,而且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而且现在原生文化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已经频繁的走向世界,这是田丰最大的贡献。也就是说,这种根文化和源文化的价值,在田丰逝世了很多年后才被社会广泛认识,并借此作为发展经济的文化手段,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地知道,我就不列举了。现在很多地方的地方经济都得益于旅游文化,旅游文化的根其实就是原生态文化。我觉得这是第二个田丰的价值。

第三个,田丰是中国第四代作曲家之中的杰出代表,他的很多作品都留下了时代的印记,朱践耳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感受很深,他说:“作曲家要与人民心贴心,作曲家还要有个性,做到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我的认识是,田丰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创作领域涉及到交响乐、协奏曲、奏鸣曲、歌剧舞剧、交响大合唱、管弦乐等等。其实他的创作领域是涉猎最广的。上次在北京,原来中央音乐团的党委书记,在重庆跟田丰一个少年班的同学,小提琴家朱信人跟我聊起的时候说:“我们乐团最旺盛的时候,有21个中国最顶级的作曲家,田丰是顶级之中的顶级。”后来我查历史我才知道,吴祖强是二十一个人之中的创作组组长,田丰是副组长。朱信人还把其他的音乐家,在中国也很有影响的作曲家,和二十一个作曲家做了一个比较,他说施光南从天津调到了北京,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施光南的音乐创作仅仅局限于歌曲,还有从上海调到北京去的王敏,也是非常有名的作曲家,他的成就,也仅仅局限在某一方面。他说田丰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作曲家。这是在中央音乐团,他们与我谈起的事,田丰创作的各类合唱作品,大大小小有几百首,并且为八部电影,四部电视剧,两部话剧作曲。我记得八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的时期,有一部大家都知道的电视剧叫《何日彩云归》,这部电视剧的音乐就是田丰写的。还有听众可能不知道的第六套广播体操的音乐,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的现代版本都是田丰写的。因为当年这部民族史诗从延安出来的时候,冼星海只拥有一张简谱,而且根据当时延安时期的条件,那里面的配器有口琴,有小提琴,有号,还有二胡,笛子,唢呐,各种各样都有,那绝对不是今天听到的《黄河大合唱》,这个后来就是由田丰来进行创作的。《红色娘子军》的序曲和第一幕是田丰所写的。另外,他的《毛泽东诗词五首》被认为是继《黄河大合唱》之后中国又一部力作。在中国音乐史上他有着很高的地位。上海有一家报纸的一个乐评家,他看了田丰的《毛泽东诗词五首》在上海的演出后说,“当年我还带着点政治色彩来看这部作品,但今天再听到这个作品我觉得很震撼,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超过这个作品。”在1983年,田丰还负责了继《东方红》之后的大型音乐史诗《中国革命之歌》,被认为是中国革命斗争史的壮丽画卷,是一曲对无数革命先驱英勇献身的颂歌,当时调动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包括解放区共六十八个单位,1300多个人进行了创作,田丰是总负责人。我前一个阶段是在网上搜集了他这部电影,我专门查阅了,但是很遗憾那个年代的创作是不留个人名字的,属于集体创作。但是其中第一幕的序曲《祖国的清晨》就是田丰写的。所以我想,说田丰是音乐家的杰出代表,这个说法对他来说是完全合适的。他的很多电影,电视剧,群众歌曲都被广大的老百姓传唱。

我整理了一个田丰的创作年表,在这个创作年表中我发现了几个问题,田丰发表作品是从1957年到1997年,这36年间,他写了很多部作品,田丰的家里还有一摞他没有发表过的歌曲。这36年间他写了很多作品,在这些作品之中田丰自己认为最震撼人心是一部钢琴协奏曲《嘉陵江》,这部作品在很多报道中都被提到,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演奏过。我在他家里找到了这份总谱。我准备把这部作品全部搬上十月份的田丰纪念首演,请中国最有名的钢琴家陈萨来演奏。(编者注:这次纪念音乐会因故未能举办)曾经田丰自己说:“这部作品是他自己感觉到最震撼人心的作品。”因为在《嘉陵江》这部作品中,他想起来他自己差一点死在嘉陵江上的经历,他说:“这部作品包含了我苦难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如果不是走上音乐之路,很可能我现在就是嘉陵江上的一个纤夫。”但是非常遗憾,非常可惜的是,这位伟大的音乐家田丰,在他艺术的黄金时代,即从1993年之后,被传习馆的生存与发展的琐碎事务所缠绕,他被生存与保护所需要的金钱所累,七年来他疲惫不堪,身心憔悴,艺术灵感被无尽的驱赶走了。一个艺术家在黄金创作时期就这样被消耗了,再也不能为我们留下更多重要的音乐遗产。这一点田丰的生前好友,那些当前中国很著名的音乐家,比如说吴祖强,中央歌剧院院长作曲家王世光,著名的作曲家刘恩近,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个民族音乐学的权威黄白教授,《梁祝》的作曲家陈钢等等,都是无不感到惋惜。他们在跟我聊天,谈起这个事情的时候都感到非常痛心,这七年田丰把艺术完全消耗了,当然田丰走了另外一条路。

第三个,就是悲情田丰。在我的个人理解中田丰是一个悲情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了解田丰的生活经历之后,我觉得有这么几方面铸成了他的个性。他的悲情之一,是他的苦难的人生;之二,是他的艺术观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之三,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没能够见证他的艺术思想被社会广泛的接受和认可,他没能享受到自己的成果,接下来我一个个来谈。

第一个方面就是田丰的苦难的人生,李斯特曾经说过一句话:“艺术家的命运,是可悲和伟大的,从他诞生之日起,神圣的定数已经给他盖上了印章,不是他去选择职业,而是职业选择了他,推着他不停往前走。”我觉得用在田丰身上特别合适。

田丰的家乡在湖北沔阳,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洪湖赤卫队》中的提到的地方。沔阳州志里面记载,这个地方是土瘠民穷,十年九水,从乾隆三十年到同治九年的这一百零四年间,这个地方就发生了五十四次水灾,这是我前几天查阅沔阳州志的时候看见的:水漫了数百里,人畜淹死无数,十室九空,所有的苦难的人们只能背着三棒鼓,这个三棒鼓是沔阳那一带一种要饭的艺术,人们都背着它往外逃,等水退了之后再回家。那么田丰十岁到了孤儿院,正好是1943年,所以现在云南很多有关田丰的说法中间都有误。包括田丰自己他也没弄明白,他说他八岁离开的,但是他的表叔,一个重庆地下党,现在九十一岁高龄的老人、武汉老年大学的校长,告诉我是1943年,他把田丰的整个经历都告诉了我。

田丰的老家是在沔阳的长荡口的六合里,我去过这个村子。在那个村子里面,我感觉到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居然是水灾防范区是不能理解的,这个地方很幽静,田丰的家就在这个村子里。而且我在老宅区拍了照片,在村里碰到了他的堂兄弟,现在也七十多岁了,他告诉我田丰家里的一切,也就是说田丰在1943年他父亲背着他,就离开家了。为什么说田丰1943年离开了他的家呢?因为1943年日本人攻陷了沔阳,而国民党的焦土政策,在日本人攻进沔阳之前,就一把火把沔阳烧得全没了,这个使他父亲觉得他活不下去了,于是背着他和比他大五岁的表姐,一直背到了重庆的万县。

这段路有六百多公里,我始终不能想象就当时的社会条件,他的父亲怎么背着他走这么远的路!当时的田丰已经奄奄一息,长着瘌痢头,都是脓包流着脓,人已经瘦得不成人样。他父亲看田丰也差不多要死了,盘缠又不够,就决定要回去。他给了小客店的店主一点钱,跟他说:“他(田丰)现在还有一口气,我又不能埋了他,麻烦你等他死了以后把他埋了,我不带回去了。”而小客店的店主觉得田丰死在店里对他的店里不太吉利,就委托一个住店的、一个运军火的小船主带走他。就这样,田丰上了船,三天三夜到重庆。这三天三夜,船主没有让他进船舱,把他扔在甲板上,看他还有一口气,就弄了点粥汤给他喝。在万县到重庆的路上,三天的烈日把田丰的病烤好了,他活过来了。所以田丰就到了重庆,他到了重庆以后被表叔送进了第七保育院,到了医院两个月,田丰耍了一个小伎俩,以他表叔的口气写了一封信给院长,说他表叔让我出去读书。他扯了一个谎,就这么出去了。出去了之后,从南川到北陪这一段路,他就拦公交车,上车人家跟他要钱,他没有钱,于是就一路卖唱到北陪,被送到了一个教养院。这个教养院就是一个孤儿院,田丰在那里待了一年多,再之后,他因为羡慕孤儿院里头吹号的人每个月有一碗肉吃,就学了音乐,从此就走上了音乐的道路。

田丰的经历是相当艰难的,我只是说了一个大概的过程。之后田丰到了少年音乐班,在成年的时候,他就到了南京军区的歌舞团。他在歌舞团的时候得了肺痨,在他的病房里,他看着人家一个个被抬出去。因为那个年代缺医少药,很多抗生素都没有。他说他自己胸腔是空的,因为那一刀把他的半叶肺都切掉了。所以说田丰后来得肺癌,这个身体的隐患是在童年就埋下了。

田丰在医院里住的四年,当时他在医院里已经万念俱灰了,有一次南京军区的前线歌舞团到舟山去演出,他就跟着去了。之后,当地的一个业余作者就拿了一个有关于舟山方面的作品想给歌舞团前线的作曲家看,结果那些作曲家不屑一顾,最后就给田丰拿到了。他很敏锐的发现了其中的价值,于是创作了他第一首发表的作品《舟山铜锣》(这个作品在1959年获得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他突然发现自己有创作的才华,从此他的创作进入一发不可收拾的阶段。

第二个方面是我讲的田丰的艺术观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在这个充满了浮躁,急功近利的社会中,田丰的艺术观显得很另类。在云南田丰失败之前或者失败之后,有很多学者一直在争论的一件事,就是他这样做值不值得。在研究了田丰的艺术思想后我发现,打个比方,物理学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基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在研究基础原理的部分,一旦基础部分成熟之后,还有很大一部分科学家把它转化为生产力,导弹,核技术都是这样来的。我觉得田丰是个搞基础的人,他压根没想过把他做的东西转化为生产力,所以他的思想跟这个社会不符合,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田丰他在身无分文的时候,他那种保护意识,求真禁变的思想自始至终没变过,哪怕他没钱,哪怕已经要倒闭了,他都没放弃过。最后安宁政府用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他的三千多亩地,很多人就冲着土地要跟他合作,但最终很多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田丰的艺术观念跟他们的格格不入。他是一个坚持自己信念,不轻易改变自己信念的人。我觉得他的艺术思想是很对的,从今天来看,我们会觉得田丰很傻,没有商业意识,但是他有自己的艺术思想,而且他为这个思想,就像当年有信仰的共产党员一样,被反动派抓住了,面对老虎凳什么的,他们都不改初衷。这个观念是一摸一样的。

田丰的思想很另类,还体现在他对云南的看法上。1986年的《云南风情》,是一部以少数民族音乐为主的合唱组曲,一共八段五十分钟。这首作品1987年在全国得了一个大奖,后来在纽约又得了二十世纪的华人金奖,那么在这其中,田丰意识到自己不变的一个思想,我们不妨看看他原来的想法。他说:“《云南风情》的成功给我的心灵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它增强了我的信念,使我明确了一个真理,就是成功的道路永远是和人民的生活紧密联系的。多年来我访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结识了很多朋友,我深深的爱上了他们,他们也把爱心交给了我,朋友们非常关心我。”

他到北京去,别人说他穷,专门搞些吃力不讨好的事,很多人就说,你为什么不搞商品音乐?捞点钱发一发,过安稳的日子。如果田丰留在北京当评委,教教学生,做点作品,他完全可以过得很富裕,完全可以在北京买别墅买汽车,用不着这么累。所以,有人说他何苦一个人跑到边境受累。但是也有人说他很富裕,他从北京到云南,从云南回到北京,他每一次往返,行李箱里都装满了民间的音乐素材和民俗资料。所以有人说他:“你带回的是整个云南的音乐王国。”

田丰自己是非常感叹,他说,云南的民间音乐实在是太丰富了,《云南风情》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关注的,是《云南风情》所不能保含的更深层的内涵,这就是创办传习馆的思想演变过程,所以他不断开始新的探索。这次我在红河才知道,原来红河是田丰产生建民族传习馆保护云南源文化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所有东西的起源地。他在创作《红河情》的时候在那里住了一年多,跑遍了很多地方,然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要办一个传习馆。所以我觉得他的传习馆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种和现实格格不入的环境当中,无法解决的矛盾当中。这也就是他人格当中最可贵的,也是他一生的悲情所在。

第三点,我觉得他活着的时候没有看到他的艺术思想被社会广泛接受和实践,他没能享受到自己的艺术成果。田丰逝世几年之后,原生态已经作为一种艺术形态被社会广泛的接受,很多像田丰一样有民族保护意识的人,在全国各地游走,在保护民族原生艺术。尽管他们都是个人的行为,但是唤醒了这个东西。另外,国家的文化部也有了民族文化保护区的这么一个观念。当然,还有当年在田丰传习馆的民间艺人和学员,现在都是这个成果的受益者,而田丰恰恰不是。

最后,用一段话作为发言的结束。田丰说的:“我的音乐思想在三十多年的时间之中逐步形成。我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是理性的,时代的,民族的。我不认为来自人民群众间的任何音响有好听与不好听之分,有上口不上口之别。在他们当中,我所感受到的哪怕是最粗野的喊叫,一种最不可言传的呻吟。都是美的,是极有生命力的,因为其中蕴含了一种强烈的情感。”

我想田丰先生如果地下有灵,他会感受到,今天的人们还在缅怀他,心中有他。


当时在我们音乐界里,像放了一个原子弹

发言人:曹鹏举

会议时间:2011年6月29日

会议地点:昆明创库源生坊

录音誊录:李腾腾

文字编辑:龙成鹏

曹鹏举,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词曲作家。田丰先生生前好友。

非常有幸参加这个研讨会,我们都是田丰老师的学生。我叫曹鹏举,是云南省文化厅艺术研究所搞音乐创作的。跟田老师八十年代认识以来,我一直跟他学习。从他踏上云南的土地,到最后他离开,我和刘晓耕、万里,都经常和他在一起。我们是音乐界和他接触最多的人,用今天的话,我们是他的粉丝。他从北京来的时候,我们这班小兄弟,跟他干了很多事。我们帮他抄分谱,帮他找人,帮他录音。我们不要钱,我们都愿意跟他干。

《云南风情》那部作品,我有幸目睹,参与了最后的完成。那个作品写得非常好,当时在我们音乐界里,像放了一个原子弹,绝对是这样的,很轰动。因为我们云南的音乐文化,思想都比较保守,谁转了一个调,写了一个变音,他们就说没有原来的味了。但是,田丰老师来了以后,就打破了这种观念。田丰老师来了以后,我们看到了大师的技巧,高超的创作思想,还有那种对艺术的执着精神。当时我们眼里,田老师来了,有机会和他坐一坐,聊一聊,玩一玩,都是一种奢想,有点奢侈。但是,现在,田老师离我们而去已经有10年了。

说到田老师,正义的有血有肉的云南音乐人,都会为田丰老师的遭遇打抱不平。去年昆明日报的一个记者来问田老师的事,最后我们说了很多,我就说,你敢不敢写?后来他想了一天,说,“曹老师,算了,还是不要说。”我说你要是敢写,我就敢说。田老师在云南的,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好心不得好报。他怀揣一个炽热的心,一个艺术家的良心来到云南,除了有一些崇拜者,很多官方的对他的艺术才能,还有传习馆的事情,都持怀疑的态度,甚至是基本上不支持。但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田老师还是苦苦地探寻。

刚才施老师说,到93年田老师就没怎么写作品了,我们有幸在这个阶段,和田老师接触很多,所以像施老师总结的,我们云南搞音乐的人,太需要感谢田老师了。我想说的太多太多了。

我们云南音乐之所以能有今天,像杨丽萍的那个《云南映象》那么火,都有田老师的功劳在里边。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文化厅,杨丽萍就在我们楼下住,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田老师也在。所以杨丽萍那个思路,《云南映象》的那个思路,我在这里毫不客气地说,那就是田丰十几年来对云南的感悟,他没有实现,杨丽萍实现了。当然,不管怎么说,这还是一个伟大的壮举。但是我要在这里说,你们很多不懂这个道理,田丰老师在云南苦苦撑了十几年,对后来整个云南音乐创作,舞蹈创作和整个文化思路,特别是刚才施老师说的,对那个原生态的文化,功不可没,当代中国作曲家中,没有比他做得更好的。所以今天我是太激动了。

田丰老师在创作上有高度技巧的,在当今作曲家中也首屈一指的,非常伟大。很多音乐家都是写点小歌小调,田丰老师是集交响乐、交响音诗、组歌于一身,在各个领域都是特别擅长。

田老师创办传习馆遇到很多困难。有一年田丰老师给广西北海做了一个作品,我们参与录音。那个时候田丰老师办传习馆陷入了经济的困境,我们就帮田老师,一分钱没有要。当时北海文化局的一个老师拿着钱来,我亲自看到那个人拿着十万块钱给田老师,然后田老师又把十万块钱按月发到传习馆的艺人,他自己一分钱没要。

还有我有幸和田老师到西双版纳招学生。我们和田老师开车先到红河过年。在三十晚上,我看到田老师那种精神,我当时都惊呆了。那种生活环境非常艰苦,没要窗,很冷。田老师和我们一样裹着军大衣在房子角落里缩一缩,睡一睡,第二天天一亮就马上起来到村子各处找人,采访。特别是到了西双版纳,那个地方环境很差,跳蚤太多了,我去了以后被盯得浑身痒。田老师在那里又是录音,又是学傣族的语言,在了两天我们就和田老师说,赶快走了,田老师在那里却如获至宝,不愿离开。我们就想,田老师五六十岁了,而我们却很年轻,他都在那里执着地记录着,没有地方睡觉,通宵录音,而我们却吃不了那个苦。

和田老师去西双版纳,我们是深深地被感动,我学习到了田老师那种对艺术的执着,那种艺术大家的激情。我们云南人水平都不是很高,经常还要卖关子,田老师那种对民族音乐的执着追求,我们是没有的。

田丰老师是和蔼可亲,水平高超的形象,但是还有一点,他比较犟,他认准了的艺术道路不会改变,他认为好的东西永远都要做到底,一直走到底。

对于云南民族音乐,田丰老师的作品是一个高度,一个极致,一个骄傲。毫不夸张地说,田丰老师把后半生贡献给了云南,我们这些人受益匪浅。像田丰老师这样的大家能把云南当做他的第二故乡,把云南民族音乐当做他热爱的音乐,在当时是不被理解的,直到现在,云南人才能感受到他的热情和柔情。可以说提到田丰老师,我们是非常地遗憾。


怀念“原生态”艺术传承保护的先驱田丰先生

发言人:杨福泉

会议时间:2011年6月29日

会议地点:昆明创库源生坊

录音誊写:李腾腾

文字编辑:龙成鹏

杨福泉,纳西族,民族学者,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原文由杨福泉本人修改后公开发表过,这里方便阅读采用他公开发表的版本。

来到源生坊,看到挂在墙上的田丰先生的一些旧日照片,睹照思人,感慨良多。我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当源生坊的创建者刘晓津在跟踪拍摄田丰先生的“云南民族艺术传习馆”的活动时,我和同事郭净等人多次到位于云南安宁县山中的“云南民族艺术传习馆”,观看传习馆里被田丰先生苦心寻找而来的各民族民间艺人们的活动,并与田丰先生交流,田丰给我的印象是个很淳厚的人,有艺术家的真诚,言谈中强烈地表现出对云南民族乡土艺术的痴迷,使我这个云南土著也深受感染和感动。

那时,关注云南民族乡土艺术的人还不多,身体力行地从事少数民族乡土艺术传承的人更少。田丰是中国中央交响乐团国家一级作曲家,他自1985年第一次来到云南采风后,就与云南民族音乐结下不解之缘。1993年11月,田丰通过在北京艰难的四处游说,在西藏某水利兵工程部队提供的10万元赞助款支持下,在云南安宁市(原安宁县)西南林学院旧址创办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这是一所非常独特的音乐舞蹈学校,教师和学生都来自云南大山深处的各个少数民族,其间有来自彝族、哈尼、纳西、佤、傈僳、独龙、藏等民族的民间艺人。这个“传习馆”以“求真禁变”为宗旨,抢救保存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舞蹈文化。

田丰是在他的作曲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只身来到云南,筚路蓝缕,克服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创建了这个“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该馆后来对云南“原生态”民间艺术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历史影响,培养了一批云南各民族优秀的乡土艺术传人,唤起了人们对这些后来被称为“原生态”的各民族艺术的兴趣和关注。推动了它们的发展繁荣。如今的《云南映像》等在国内外深受欢迎的云南“原生态”民间艺术作品以及如李怀秀、李怀福等一批如今蜚声海内外的云南民族民间艺人的成长,皆得益于田丰先生的这个传习馆和他关于保护和传承民族乡土艺术的理念。可以说,就是因为田丰这样独具慧眼的艺术家的奔走呼号和身体力行的实践,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乡土艺术的衰落情势、它的保护和传承的问题才逐渐引起了文化界和社会的关注,才产生了如《云南映像》这样以乡土艺术个性和风格为突出特点的当代杰出的民族歌舞作品。现在学术界对“原生态”这个词有不同的观点,术语是否准确自可讨论,但有一点是很明确,“原生态”歌舞其实指的就是那种比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比较本真地保持了一个地区和一个民族突出的艺术个性的歌舞。

在这里,我想就长期以来对田丰批评最多的一种说法谈谈我的观点,不少学者批评他,说他的传习馆的做法是把鱼儿从海里或湖里捞出来异地培养,是条死路。这话咋听去有道理,其实经不起仔细推敲。我做民族学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在云南的乡村里奔波,我知道那时云南乡村这潭水,已经不是可以使鱼儿悠游自在地自然成长为民间艺术传人的生境,社会和观念的急剧变迁以及时尚的流行音乐等已经深刻地影响到民间艺人和乡村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影响到乡土艺术的传承和学习,乡村的民间艺术已经在衰落之中,自觉地在传习本族音乐舞蹈文化的年轻人已经日益寥落稀少。如果没有一个平台,有良师益友循循善诱地指导和引导这些有歌舞天赋的年轻人传承自己的乡土艺术,珍惜自己母亲文化的个性特点等,他(她)们可能会去打工,凭着自己的一副好嗓子和好舞姿去酒吧或公司献艺;他们也许会过早走向市场,以出售尚且在自己身上稚嫩地发育和生长的乡土艺术而谋生,这样,他们那还有待于不断精益求精的乡土艺术遗传因子和元素会逐渐湮没在市场所热衷的时尚文化的潮流中。所以,有明确理念和方法的集中培训与乡村里的实践相结合,是培养民间文化传人的一条好路子。田丰先生所创办的云南民族艺术传习馆的传习方式和理念,与时下名目繁多的艺术培训班截然不同,前者是培养传承传统艺术才艺及其精神的乡土艺术传人,后者则是培养人们学习一些才艺后尽快进入市场。有些以主流文化艺术为模式的培训方式,其实是将少数民族艺人独特的乡土气息逐渐淡化同化于这种模式中。

我认为田丰先生创办的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的传承方式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我在几年前也在丽江实践过培养民间文化传人的项目,所使用的方式是集中传习和乡村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比如东巴的培养,是要求小东巴和老东巴朝夕相处,按照东巴传统的传习方式来学习;到一定时间,就回到到村子里去实践和继续学习,将老东巴所传授的知识运用到乡村社会生活与文化实践中去。“白沙细乐”乐手的培养,也是由传人每天耳提面命地进行传授。我认为,田丰先生的这种传习馆的教学培养方式,其实是一种有利于鱼儿存活和使其生命力更为强大和持久的方式。传习馆中走出来的这些优秀的民间艺人后来的影响和成就,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即乡土艺术的传承和保护要走集中培养和乡村实践二者相结合的道路。

田丰是个悲情音乐家,是个悲剧的文化英雄,在办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的历程中因为经费拮据等原因历尽坎坷,最后心力交瘁而过早辞世,他没有看到云南民族民间艺术走向辉煌的今天,没有看到他教出来的学生走向世界,没有看到以传习馆的民间艺人为中坚力量,以他关于云南民族乡土艺术的理念贯穿始终的《云南映象》今天所取得的华彩和辉煌。他最后因为办传习馆的经费问题等种种的窘态困境而心力交瘁,孤独而寂寞地过早离开了人世。他肯定留下了很多的惆怅和悲伤,留下了事业未竟的英雄泪。但愿如今他的传习馆学生们结出的累累硕果,云南“原生态”乡土艺术的深入人心,能告慰他的灵魂。

我敬重为云南的少数民族乡土艺术的传承和保护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田丰,永远缅怀这位在保护和传承我国少数民族乡土艺术的道路上历尽坎坷且不幸过早离世的艺术家。

田丰老师是一个离不开爱的人

发言人:王洪波

会议时间:2011年6月29日

会议地点:昆明创库源生坊

录音誊写:王涵

文字编辑:龙成鹏

王洪波,云南省文联作家,曾担任传习馆管委会成员,田丰先生筹建传习馆时较早的参与者。

今天是田丰老师逝世十周年的追思会,我们要在这里来追溯他过去的一生中做过的那些触动我们心底的事情。我认识田丰老师是在1995年,在楸木园。1993年,田丰老师的传习馆在原来的西南林业大学楸木园这个地方开始筹办。

我觉得田丰老师是一个离不开爱的人,他是一个为了爱而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人。早在七八十年代,田丰先生就到云南来采风,但是传习馆筹备的这段时间,他是追寻他的一段爱情而来到云南。在追寻爱情的过程中,田丰先生走访了许许多多他过去采风的地方,在那些村寨里面,很多东西触动了他心里最柔软的部分,最深爱的部分,那就是他的音乐。他看到,在八九十年代经济大潮当中,有很多的音乐在消亡,过去听到的很多天籁之声,看到的民间舞蹈,看到的很多古老的活动和祭祀,总之一些历史沉淀下来的美好东西,都在不断地消失。他听到的是录音机里播放的流行歌曲,看到的是村口的台球桌,是村民祭祀的房屋里摆放着的荒置的乐器,被遗忘的音乐,村寨里的老人一个一个的去世。

田丰先生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走访到一个哈尼族村寨,一个老人送给他一件嫁衣,这个老人一生绣了这一件嫁衣,在嫁衣完成送给田丰先生之后第二天,这个老人就去世了。田丰先生心里是非常痛苦的,他立志要把这些好的东西传承下来,在他的一生当中,要把云南的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下来。这个时候他走进了楸木园。

田老是一个很平凡很普通的、坚持自己理想的、一个追梦的人。到了传习馆之后,他操心很多事情,包括基本的吃饭,住宿,找学员,他要寻找哪些是云南最值得流传下来的东西,又要寻找让谁来把这些东西传承下来。他把这些当成是毕生的事情来做。

那么吃饭的钱,他自己筹措一些,中美福特基金会每年给2万多美金,还有云南的一些企业家给的实物支援,更多的是学员自己从家里带来的食物。当时楸木园中也饲养了一些猪,种了一些蔬菜。田老为了让传习馆能够长期的维系下去,是不允许多杀一头猪的。他的生活简朴而快乐,有一次我看到他坐着马车从安宁到楸木园,下着大雨,他还是唱着歌一路走。我看到一个老人唱着歌,走到他的楸木园里,他的背影成了我一生的记忆。

田丰先生去招学员的时候,也遭受过误解。他去寻找女学员的时候,曾被当作贩卖人口的坏人,有些家长就跟着他来到安宁,看到自己的孩子在传习馆安定下来,才放心地离去。田老对这些误解,也是无从在意过的。

后来他到了册额,准备大展宏图,他准备建一个非常大的传习馆,把云南所需要传习的民族文化、民族习俗和很多的音乐保护起来。他想在册额的山头上建一个巨大的铜鼓式的大厅,这个大厅里,要把所有的云南的音乐舞蹈的形式,通过录像音响的方式保存下来,再在下面的学校里进行一种活的传承。他完全把自己投入其中,他所爱的人在前期给田老很多很多帮助,但是最后因为无法忍受这种寂寞,还是离开了田老。

我觉得田老不是一个失败的人,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是取得了巨大成功的人。首先,杨丽萍的《云南映象》的前半段,几乎全是传习馆的保留下来的舞蹈的结晶。杨丽萍把他的音乐和舞蹈进行了很好的升华,搬到了舞台上,这也是田老的愿望。

其次,田老的所有的行为都受到了现在政府的支持,要把传习馆办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提出要给田老塑一个铜像。最后,田老最大的成功,在于他唤起了整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意识。田老是非物质文化传承的先驱,现在“非遗”逐渐受到了重视,从中央到地方,每一个项目确定了传承人。其实这个模式,是田老做出来的,他把年轻人请进来,然后把东西教给他们,田老说,他们就像一个个火种,回去烧成燎原大火。现在传习馆开始在各地遍地开花,我们不管这些传习馆成功与否,至少这种意识在人们心里已经显现,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有价值的。这是在现在这个以金钱为唯一衡量标准的时代,差点被人们忘却的东西。从这一点来说,田老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但是田老也不能免俗,在“文革”时期,他也写过当时的流行歌曲——人们在天安门大示威大游行的时候,大家都唱的歌曲。我觉得,田老是一个非常立体的人,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是一个整天为了大家的柴米油盐绞尽脑汁的人,但是他也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音乐家,他的行为影响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他是为了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操劳而死的,在田老的这些事情中,我们追寻一个人的价值,一个生命的价值,对我们来讲是意义非凡的。




田老师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发言人:张金生

会议时间:2011年6月29日

会议地点:昆明创库源生坊

录音誊录:李丹

文字编辑:龙成鹏

石屏县龙朋镇文化站站长,已退休,曾获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各位老师各位专家,以及各位我们云南的音乐人,我是工作在最基层的一个民族文化的爱好者,由于受民族文化熏陶,我一直深深地爱上这行,所以参加工作以后,立志不改行。

在文化站工作,我今年刚刚退休,三十多年来,我在这个文化站里,接待过一百多国内外的、省内外的专家学者,其中就有田丰老师。在他创办传习馆之前,我们见到了。他找到我,说要在昆明搞一个传习馆,专门把这些民间艺人找去在这个地方进行传承。我当时觉得田老师这个想法好,所以,我们进行了一晚上的交谈。

他当时讲了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说,现在的好多古时候的东西都摆到博物馆了,博物馆里放着的东西是静态的,但是我们民族的这些东西,最好不要放进博物馆。他来过我们龙朋几次,看了我们的民族音乐,觉得都很好,但是这些艺人,来一次,老一些,来一次,不在一个,所以当时他就说,如果不寻求一种办法保住它们,可能再过些年,民族音乐就不行了。所以他叫我在龙朋帮他物色几个,找有代表性的,又能唱又能跳的,另外还找一部分年轻的当学员。

我当时就跟田老师推荐了我们的文艺骨干。所谓文艺骨干就是我到龙朋文化站以后从村子里面挖掘出来的艺人。我进站以后,我把全镇的64个自然村我都跑遍了,都调查过了,所以,龙朋镇有哪些歌舞,有哪些艺人,我都知道,哪一个村委会的哪个人具有代表性,哪个地方有什么代表性的歌舞,我都清楚。

我给田丰老师推荐了施万恒、后宝云和阿家文这三个艺人,还推荐了一些学员。他们后来都成了传习馆的骨干。田丰老师到村子里面招生的时候,家长们还是有些顾虑,有的怀疑他是不是拐卖人的,包括我们镇上的一些领导,也有不同的想法。一些领导还说我把这些人介绍出去,为什么不经过他们,他们说这些人是地方的人才,要他们同意。我说这些人在家的时候,你们政府的领导也好,搞文化的也好,那怕村委会的,人们把他们当做过什么人?你们给过他们什么东西?一天开八角钱的务工补贴你们都不发。

传习馆建立以后,因为几个老艺人在那里,所以我经常上去。一上去就跟田老师聊天,聊他的想法,聊我们里面的情况。所以田老师,组织这个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对我都是有很大的影响,后来,什么宣传部要调我,镇上要叫我去当书记,县文化馆要我叫去,我都不去,我都说我在的龙朋这个地方,有我的理想,有我的一帮民间艺人,我想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我不放心。所以他们怎么调,我都不去,我就是在这里坚持干,干到退休。

田老师办了这个传习馆,我们的这些民间艺人到了这里,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李怀秀拿了原生态的金奖,她和施万恒又拿了西部民歌大赛的金奖,他们还去过美国,把我们民族民间的东西介绍到了美国,08年阿家文、施万恒、后宝云三位老师被评为了国家级民族文化传承人,这些成绩要都跟传习馆分不开。

李怀秀我是知道的,三年级,我办少儿烟盒舞培训班就认识她,她在少年烟盒舞培训班里学了两三年,最后她进了初中,初中读完以后,因为家庭困难,就没有读了,后面我们就把她拿到我们民族歌舞队里面去唱歌。那个时候她还没来传习馆,她只会本民族的海菜腔和烟盒舞,还不会花腰、纳西等等民族的歌舞。这些后来她会的,都是传习馆时候学会的。如果没有传习馆,就没有她的今天。

主持人:谢谢张老师。张老师我想请教个问题,你提到你在镇上办了培训班,你的培训班和传习馆,有什么不同?

张金生:我在下面办的是传承班,第一个是少年烟盒舞培训班,也是个创意,也是个开始,当时没有人弄过。我觉得,在我们地方,从小娃娃抓起,好抓一点。当时学校里面开始会有一些意见,认为影响学习,影响教学,后来我就说,一不占你们的任何课程,就占一个体育课,因为烟盒舞本身就可以体育运动,也不在你们的毕业班里搞,就在三、四、五年级搞。所以就搞起来了,搞了以后影响还是很大,现在的领导也是说很赞同搞这个做法。

后来当时田老师搞的传习馆我也想过,但是觉得有一些不妥,这些人集中在一起,没有一个回报,不能产生自己的经济效益,你的生存怎么维持?这个教学怎么维持?田老师开始有资金来源,他跟我说过,是什么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三菱公司也赞助过,但是后来一个一个的都停了。所以,我认为集中来办学有待考虑。但是,我们这个传承工作要怎么办?是分散到各个地方,还是集中在一些的村寨或者乡镇,或者采取什么积极的方法?这个问题有待考虑,我还没仔细想过,如果要像田老师那样集中在一起,那这个就是要政府给钱。


为什么跑到云南深山老林到处奔波

发言人:谭永仁

会议时间:2011年6月29日

会议地点:昆明创库源生坊

录音誊写:李辉

文字编辑:龙成鹏

谭永仁,时任昆明安宁市市长,对传习馆的给予过很多帮助。

大家好,我是田丰的故友,听说举办田丰先生去世10周年追思思念座谈会,并由民间自发组织,我很高兴被邀请加入。在会场看到有很多专业人士,有文化艺术界、新闻媒体界,还有原来传习馆的几位老师。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和思念的感情来到会场,会场的气氛很好,虽然人不多。我没有准备,但我下面回想了一下,田丰教授在安宁的的足迹,他在安宁创办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他所走过的路程和经历,让我钦佩。他在安宁的期间,我是安宁的市长,我对中央乐团这样一位大师,他丢下自己北京的事业,跑到我们的云南,走进民族的村村寨寨,我深深被这种精神打动,所以经人介绍,我认识了田丰。

我是1994年3、4月认识了田丰教授。回忆田丰教授,我现在有几点感慨:第一,我没有搞懂,他当时的地位和影响那么高,为什么跑到云南深山老林到处奔波?我就问他,他的回答是说,看到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好多都流失了,音乐也好,艺术也好,语言、穿着以及很多历史上一些好的东西,都要流失了,所以他想要拯救民族艺术和民族音乐。他还说,全国56个民族,云南差不多占了一半,而且,云南保留下的艺术,基础很好,保存下来也来得及。所以,他就义无反顾的来了。

第二,他站得高,看得远,既看到了我们云南的民族文化,又看到了在现代化冲击下,我们可能要面对的未来。

第三,我问他,你年纪这么大,还要这样干,身体能适应?他说,我就要这个精神,如果一个人活着不为老百姓不为国家做点事,哪怕年轻也等于死了,虽然我老了,但是我的精神不会老。这一点,我深深记得。当时他说的这个话的时候,我们是拉开地交谈,所以田丰教授的境界,内在的精神,无惧无畏。

刘晓津:我特别遗憾到现在才认识您,我现在想知道田丰老师后来没有钱的时候移居到册额,册额后来又呆得很困难,后来花泽飞(省旅游局负责人)打算要田丰老师去民族村,他也准备去了,你们当时在场,做了一个决定要把田丰老师留在安宁,你们当时是如何想的?中间的具体环节是怎样的?

谭永仁:一开始时候,田丰老师他们是在楸木园,楸木园是当时的西南林学院,那个地方我去看过好几场演出,我一去他们就组织演出给我看,好像两位(施万恒和后宝云)都在吧。当时我就想田丰教授能够有这么大的魅力,把各个民族的民间文化艺人请到安宁,这已经是我们的荣幸。而他能在安宁扎下根来,能够在这里组织那样的文化传承,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就下决心,就想办法找地点把你留下来。林学院那里是教学区,后来搬迁了,虽然有很多地点可以用,但是始终会有各种干扰,最后就搬到册额。搬到册额这个过程当中,从我当时当市长的角度考虑,第一个是我们被田丰教授的这种精神感动,第二个是这样的民族文化传承如果能够在我们安宁留下来,能够为此做点贡献,我们也是为挽救中国的民族文化或云南的民族文化做一点贡献,那么对我们安宁也是一个品牌。因为艺术文化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所以,当时安宁组织的好多演出,只要我们一搞演出,他们就有好多节目出场,当时的影响很大的,所以把他们留下来的意思就是要支持田丰教授拯救我们民族文化。

另外,我们安宁市本身就是民族多,民族文化、历史文化在整个云南省也很有基础,也很有影响,现在再加上田丰教授在这块地方的工作,这肯定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品牌。

另一方面,我几次到他们那里看,他们条件确实很艰苦和很简陋,而田丰教授也跟着他们一样,大家吃什么也跟着吃什么,也没什么报酬。所以,我们就也力所能及地为他们提供一点资助,我记得当时给他们提供了一辆汽车,以供他们拉拉粮食什么的,有些单位比如文化部门也给过一些钱,几万或者是十几万都给过一些。当时的认识水平能像现在这样,我十万八万几十万的都可以给,但是当时的背景是安宁市刚刚建市,还很穷,正在勒紧裤带建设安宁,但是我还是把他留在安宁,就在册额选下了地址,环境也确实是山清水秀,所去的那些民族兄弟和民间艺人也是很开心的。

刘晓津:我提一个问题,就是当时花泽飞想要田丰到昆明的民族村,这个事您是否知道?

谭永仁:知道!

刘晓津:知道了以后,你们市委和市政府连夜开了一个会,在这个会上你们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

谭永仁:当时会上我们决定了几件事,首先是他们的地点我们提供,然后我们也适当的给点经费,还有就是给他们买了台车。

刘晓津:你们当时是出于什么给他们提供这么便宜的3千8百多亩地,两百多元一亩,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

谭永仁:这个我们是这样想的,如果是想真正把他们留在安宁,不提供一定的基地,这个根是打不牢,扎不住的,而且要搞这样的民族文化传承,如果在人口很多的大城市里面肯定会受到干扰,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太平乡,太平乡本身就有白族、彝族,那个地方相对来说人比较少,交通也比较方便,所以我们鉴于以上情况,就要把他留下来,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资助。但现在来看,就没有真正的帮助他们把这个基地给建立起来。

为了对历史有交代

发言人:万雪明

会议时间:2011年6月29日

会议地点:昆明创库源生坊

录音誊录:李辉

文字编辑:龙成鹏

万雪明,《田丰和传习馆》纪录片主要摄像。

今天来到这里像回到从前。我拍这个片子是所有片子里比较大的,看到传习馆几位老人,很亲切。从拍这个片子开始,我带着感动进去。田老师的这种行为当时看很难理解,我像一般的媒体一样有一点点猎奇,觉得一个人在这里做这种事情是有意思的。于是慢慢拍,慢慢有很多感触。

我记得有一次他下去找老师,招学员。在怒江是非常艰险的,和以往的其他行程比是非常艰难,遇到各种困难,什么泥石流都遇到过。这次以后,我开始以一种纵深的角度了解田丰先生。

我在传习馆拍的时间很长,田丰对我很好,我们两个在拍摄中情同父子。有时我们下去,身体不适合,他帮我把被子盖在身上,像父子一样,然后才开始谈话。我当时不干,他也不干,最后只能听他的,否则怕他不让我拍了。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其他人是唱歌,我是客观记录,拍摄过程中基本不说话。我也不会要求他们说话,我只是客观记录。一路记录下来对他深入了解还是在怒江之行。在拍摄过程中,田老对我讲过很多。从他为什么叫田保罗,为什么学音乐(他本来是去音乐学院找人,结果被音乐学院老师看上了),他怎么选择大提琴。我知道他的东西很多,但是真正认识他,还是在怒江之行。

第一天到那里,县城灯红酒绿,异常吵闹,田丰没法睡觉,有神经衰弱,在半夜把我叫起来很多次,一点也不见外。我就一间房间一间房间地敲门,指着别人,不让他们闹,这样给他保持安静。等越往下越艰难,最后到村子里,更加艰难,没有旅馆,找民工背着被褥就上山了。田老师年轻时做过肺切除,因此登上海拔这么高的地方不艰难,而是有生命危险。当时拍的那个角度非常陡,我站在上面拍摄都是一只手要抓住树或者草,否则人会下去。上去时我的机器没让助手背过,怕摔下去给台里造成损失,这种是肯定不行的。下山更难,还要如实记录。

上到山上,所有建筑都是独龙族的建筑格式,是木板房,就像独龙族村落。没地方住,还好有个小学,我们就把教室桌椅摆好,被褥铺在上面。我印象很深,晚上非常冷,没法入睡,非常艰难,田老师那么大年纪,那么冷。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胡子上面全是冰,眉毛全是冰,要是现在身体状况,肯定冻死,田老师却一句厌语都没有。我就想,这老头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不怕冷啊。

那次回来以后对他有很多认识。田老师前半生是融入时代,写了很多时代的东西,“东风吹,战鼓擂”,也为毛泽东的诗词谱曲,在全国广为传唱,然后是江青的红人,周恩来夸奖,和当时文革时代密切联系,是八个样板戏里的创作人之一,所以他音乐里很多京剧元素。很多时候他把我叫到他房间里,放音乐,很激动人心的音乐。很难想象一个老头有那么大激情,关起门和小弟聊音乐。通过这次拍摄感受到田老音乐创作方向转了,从时代转到了历史,因为那时艺术为政治服务,再后来是艺术为人民服务,现在又是音乐为政治服务,大家都在唱红歌(指20011年的时候)。总的来说,政治每个时代都存在。田老师那时的转变是为了对历史有交代,而不是为时代政治有交代。这样一个在全国德高望重的音乐人,一个作曲家,能为未来做什么,很重要。

我刚才听大家说了很多他对传习馆的贡献,伟大意义,我觉得这些,具体说下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田老是一个先行者,一个实践者。他非常伟大,身体力行地保护它,他的模式保留下了这些东西。关于文化怎么留下,怎么传承,他都在做。这些东西在人类文化里边是一个个片段,这些片段的总和是我们人,就像人的基因片段。大家都看过侏罗纪公园之类的,有了基因片段才能在以后让这些东西复活,这就是田老对未来做的一切。

我们一百年以来所否定的那些东西,田丰发现了它最根本的价值

发言人:郭净

会议时间:2011年6月29日

会议地点:昆明创库源生坊

录音誊写:袁博

文字编辑:龙成鹏

郭净,云南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刚才老万(万雪明,《田丰和传习馆》纪录片主要摄像)讲了当时的情况,使我想起好多事情。田丰老师刚开始办传习馆的时候是1993年,我第一次去是在西南林学院。当时他请了一帮国际的学者来看,看了以后做了一个讨论。对传习馆据说当时许多学者都持反对的态度,这使传习馆一开始就过得比较艰难,面临一个非常孤立的局面。

当时这是我跟传习馆接触的第一段,恰好后面我有了另外一个经历,而这个经历又促使我更深入去认识传习馆。有两年时间我没有接触传习馆,因为当时我到西藏去了。作为援藏干部到西藏去做寺庙舞蹈研究。实际上在当时最初93年接触传习馆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些学者都没有明确的文化保护的概念,至少当时我没有什么概念。但是到了西藏的将近两年的经历,非常重要,你切身的体验到了一种文化是怎么生存下去的。

有了这段经历我再回到云南,我再碰到刘晓津,当时邀请我参加这个纪录片(《田丰和传习馆》)的拍摄,然后就结识了田丰先生。就是整个这一段时间,我可以说是真实地体验到了一个民族文化的传习是怎样一个活动。因为我用的角度和音乐家不一样,刚才几个音乐家说了,但是我本身是学者,学者一般都是抱着比较怀疑的态度,是想讨论问题的。因为去传习馆的时间比较多,所以,我有很多时间和田老师讨论问题,非常有意思。我们提了很多问题,包括他的整个设计,他建民族村寨种种问题,我们提了问题,他就来辩驳,来回答。

最深的印象是有一天,在他的一间房子里头,晓津(刘晓津)、我、老万(万雪明)和田丰先生我们聚在一起,他就开始讲他的《屈原》这个歌剧。这个歌剧我感觉是他在传习馆这段时间里非常重要的另外的作品,他同时在做着另外一个作品(一个作品是传习馆),而这两个作品是有关系的。讲到屈原这个剧的时候,比如《山鬼》这段,讲到一个巫女在那里唱,用的是民间音乐的调子,他会讲整个过程给你听,就像描述一个舞台一样。

那次的经验,就让我感觉到一个东西,就是田丰先生在内心里边把自己与屈原在做对比。那么,这就是我后来想提出的一个问题:我自己并不是完全清楚他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体验到了自己与屈原同样的心情。我们可以像这样来回想一下。就在屈原所处的那个时代,一个大的风暴正在到来。当时四分五裂很多的小国家各自有各自的文化,各自有各自的传统,但是这个大的风暴将把这一切全部摧毁。所以屈原当时所面临的这个处境,他的困境和他的悲剧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的悲剧,而且也是一个文化的悲剧。他所处的这个楚国的这个文化,他已经预见到要被彻底地毁灭。这就是屈原的悲剧,而这个悲剧是田丰在另外一个时代同样感受到的。

刚才老万(万雪明)说道田丰有一个重要的思想的转折,我觉得非常重要,在这个上头体现了他的这个转折。就是说在文革的那一段时间,他的辉煌是与那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自从他接触到云南民族文化以后,他整个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而这个转折,因为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我觉得应该联系起来做一个完整的考证。辛亥革命这一百年中大部分的时间,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的眼光朝外看,都是希望一个外来的文化彻底地改造我们传统中的腐朽和封建。是这样一个主流在推动着知识分子,而田丰先生在“文革”这个时代创作的革命歌曲和音乐都在这个传统里边,他背后的这个传统是再造一个新的传统。但是他接触云南民族民间文化的时候,他的这个传统发生了一个倒转,他的思想改变了很多,就是曾经我们一百年以来所否定的那些东西,田丰发现了它最根本的价值,在云南他找到了今天早上一个老师(施雪钧)所提到的母语文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把握到这个东西,所以我昨天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他自己在中国的交响乐有那么高的地位,他为什么要放弃它而朝向云南民间文化保护?一定是这个东西有了一个超过交响乐的吸引力,一定有他的心路历程,他才会转变过来。田丰不是一个理论家,但是凭他对音乐的直觉,他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转变,而且他做了先驱。

这个是从屈原这个歌剧我想到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

(王洪波插话)我补充一点,我当时和田老也交谈过,他也不止一次谈到《屈原》这个歌剧的创作是在心里边最大的一个愿望。当时他是跟屈原有一种同感,找到做这件事情(写歌剧《屈原》)的一种理由。还有一点,他是在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音乐当中,找到了《屈原》这个歌剧的元素。他当时有个曲子叫哈尼魂,我不知道这个磁带还在不在,完全录好的。他运用现代音乐的手法,来表达《屈原》这个歌剧,手段非常超前,我听了很多,当时没有那种音乐,如果这部作品能够出来,我觉得一定是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但是他放下了,他觉得有一个更需要他做的东西,就是拯救整个民族的记忆。

(施雪钧插话)我补充两句,一个是《屈原》这个歌剧的创作,一个是,他是湖北人,秭归就在他家乡边上。他说过一句话:他一生只崇拜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就是屈原。所以,这部《屈原》是他看了那个郭沫若那个剧本,觉得不满意,就自己要搞的。但是没想到冥冥之中这部歌剧,与田丰先生的命运有了暗合。实际上,这部歌剧有他个人身世的引入,而屈原壮志未酬投江而死,也让我们联想到田丰先生传习馆事业未竟就不幸去世。

(郭净接着说)就是实际上在一个历史和个人之间有个非常说不清楚的因素。比如他出生在这个地方,然后他又在云南民族音乐找到创作《屈原》这个歌剧的灵感,就是说,这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这个是题外话。

另外我想到的问题就是在这一百年之间,特别是在前五十年,在民国时期,中国文化有过一个辉煌的发展时期。说辉煌又不好听,反正是有这么一个阶段,比如在云南的西南联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在民国时期曾经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当时在北方有乡村建设运动,在南方,有另外一个类似乡村建设运动的运动,那就发生在中国西南,但被人忽视掉的传教士在苗族地区做的乡村建设。

沈从文的女儿沈红在美国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把这个作为题目。她具体的研究,我不讲,我只说里头一个特别的结论:在梁漱溟这帮学者在北方所做的乡村建设运动和英国的基督教在大花苗中间所作的另外一种民族文化的振兴运动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就是北方的乡村运动留下了一批学者,但是没有留下村民,而在英国传教士所做的乡村运动,传教士都是悲剧的,但却留下了一批留在农村的传承者。

我昨天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看到你们(指会场的从村子里来的民间艺人后宝云、施万恒等)这一批人站出来讲田丰的事情,田丰个人不在了,但他留下了这批人,而且这批是从农村出来的,这个我觉得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中国近百年的这个启蒙运动加上后来的这个革命运动,他有个一非常特殊的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和乡村的结合。不管是梁漱溟这种和平的方法还是共产党这种革命的方法,他们实质上都是同样的,知识分子和乡村的结合。

中国近百年的改变和这个有很密切的关系,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长的断裂时期,这就是建国之后,我们把整个民间文化当做一种封建迷信来对待。这种断裂,50年代后期,以及60年代,再到“文革”达到高潮,中国民间文化被扫荡。当这个基础被扫荡了以后,知识分子就失去了一个母语。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50年代后,80年代之前,缺乏创造力的一个根本原因。这个原因,我个人认为是他没有母语了,他是在一个空中楼阁中谈论,在空中楼阁中创造自己的意志。我想田丰先生对这个有切身的感受,他到云南接触到整个音乐文化后,他找到了母语,在音乐中找到了母语的感觉,这就是他为什么彻底放弃了他本来很在行的东西,要去做那个在很多人看来是很无聊的东西:每天去管吃管穿,甚至是吵架,干这种事情。所以,我认为的田丰传习馆留下的问题比结论多得多。

那么再到后面,到了现代,乡村建设运动和各种文化组织所做的各种拯救文化的运动,现在已经形成风潮,这个风潮实际上去你要追寻他的历史传统,就会找到像田丰传习馆这样的组织。传习馆不应该被忘掉,它与今天各种拯救文化的行动有继承关系。

比如说我自己,我自己做了将近十年的民间文化保护的工作,起点是从认识田丰先生开始的。在这之前虽然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去做,没有任何概念。但是认识了刘晓津以后,跟着他的摄制组去传习馆去看,把这个活生生的东西看在眼里(尽管他不一定是会成功的),你看到一个实例,看到了他的活力,看到他们每天的歌舞所表现的东西,尽管看了很多次,每次去看都非常的感动。在这过程中间,你对母语与被改造了的假的母语之间的差别,开始有一种敏感。

我就举一个例子,当时传习馆做了一期演出——其实是最早的《云南映象》,但是不叫《云南映象》——在安宁做了一个舞台表演,对不对?(台下回应)。当第一次杨丽萍的舞蹈和你们的舞蹈(民间艺人的)交叉表演时。看完以后我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感觉。记得一个老太太穿着黑衣服吹着箫(佤族太阳神箫),非常安静的在台上站着。吹一个曲子之后,接着后边就是一个杨丽萍的舞蹈。非常强烈的对比,我个人很感兴趣!这个对比是一个什么对比呢?你各种身体动作都做了,用了非常优美的动作去表演不能打动你,而打动你的是那个根本不动的。这就让我想到两种艺术之间到底是什么打动了别人?是看起来最粗造的最简单的东西打动了别人。

我不是说杨丽萍跳得不好,那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东西,是另外一种美的东西,就像田丰的交响乐和他关注的民间音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美的类型一样,它们之间是无法简单对比的,但是当你把这两个东西突然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产生了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那个时候你才知道,就是刚才你(施雪钧)说的那句话,这是你的母语,你会做出选择,你感觉到你需要做这种选择。

现在虽然无形和有形的文化遗产保护,已经在国内轰轰烈烈地展开,已经有很多影子一样的东西出现了,但是我们怎么去判断哪一个是你的母语,哪一个伪造出来的母语?当然伪造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说明它是伪造的,它是改编的。它会有新的东西,但你不能把它当做母语来对待。

到目前为止,田丰遇到的那些问题,我们依然在面临,包括那些困难我们依然在面对,我们同样需要用行动去回答这些问题。这就是我认为田丰传习馆存在就那么七年,但那个七年带来的启发是非常多的。包括今天一位朋友讲到,田丰传习馆教学的方式,它的教学方式是尽量地不去改变。像老万(万雪明)用了一个词叫做保存基因,我想用藏族的另外一个说法。藏族有一个伏藏的说法,就是埋伏的伏,宝藏的藏。在一个佛法衰落的时代,会有一些高僧把经书埋藏在山里头或湖里头,过了百年,后人发掘出这些经书,重新创造出文化。所以我认为文化保护不简单是保存,也是创造,田丰先生所做的很多事情虽然有很多问题——我们中间是有争论的——但他们是在做一个埋藏伏藏的功能。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实际上是把这个东西挖掘出来,去创造一个新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