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津和源生坊：民间歌舞与蹦迪的决斗【云南信息报】  源生坊成立9年，一如既往地在困境中坚持。 10月底，源生坊的第一批民间艺人聚集到昆明，进行排练和演出。这些天生能歌善舞的农民，穿着日常的服装和自制的乐器，不加雕饰地演绎劳作和源自远古的祈祷仪式。 记者跟随他们一周，记录下演出排练的片段，也记录了刘晓津对民间文化传承所作的一切努力。 “我现在对你很有意见” “好不容易凑到资金，刘晓津觉得这个演出机会很不容易，她希望大家都用心。” 10月28日是周一，下午两点十五，我到了位于创库的源生坊。第一次见到了这批民间艺人，有18人。其中男人有8个，年纪最大的是后宝云，今年71岁，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在村寨中也很有威信。此次他与9个学生，包括三儿子后兴荣、大孙女后颖，一起参加表演。后颖年龄最小，只有16岁。 排练的地方是源生坊画廊，画廊里的画作早已搬走，舞台并不大，空间挺高。还没到排练时间，民间艺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说的是地方方言，不怎么听得懂。他们全部是农民，长年劳作，皮肤黝黑。相貌各异，不像旅游歌舞表演者都是长相标致的男女。 后宝云穿了双新鞋，大家全都过去围观。这是双宝蓝色的运动鞋，后宝云花了48元在艺术剧院那条街上买的。他们平时生活在村子里，没有表演时，很少上昆明。 两点半，排练正式开始。后宝云把原本半白的头发全都染成黑色，从外表上看不出实际年龄。他在舞台上非常卖力，能完整唱出三道红彝族的四大腔（海菜腔、五三腔、山幽腔、四腔），其中以海菜腔最出名。声音莞尔，如同海菜随波起伏，演唱时，真假声自然转换，不换气，不漏痕迹，需要很高的演唱技巧。此外，他同时还掌握70套的技巧舞。 四点多，刘晓津走进来，她是源生坊的负责人。个子很高也很瘦，灰黑色系装扮，透露出干练。一个女艺人赶忙上前跟她说话。刘晓津显然很不高兴，“我现在对你很有意见”。昨天排练时，这位女艺人没有来，也没有请假。 排练是为一个巡演做准备，源生坊将组织两支二十人左右的演出队伍，在昆明高校巡演。刘晓津要负责艺人们的吃住行，还有每天的务工补贴。整个开支下来，需要五六万。好不容易凑到资金，刘晓津觉得这个演出机会很不容易，她希望大家都用心。 很多演员是第一次参加源生坊的演出，刘晓津强调最多的是舞台上的一些基本知识，比如舞台上的站位、跟观众之间的互动，甚至撤离道具的时间点等等，刘晓津都一一做了明确说明，“整个流程都要熟悉一遍，让他们有一个舞台的概念，毕竟这与他们走村串寨的演出不一样”。 刘晓津的痛苦 “房子都租好了，宿舍也弄好了，连铁架床都全部支好，被子也募集好了”，但这个方案只实施了一两周，就不得不停止。 艺人们的彩排以及正式表演，刘晓津都会摄录下来。2004年源生坊成立以前，刘晓津是一名纪录片导演。现在，她所有的时间都围着源生坊打转。 2004年，云南源生民族乐坊成立。2007年4月，主管单位批准更名为“云南源生坊民族文化发展中心”，刘晓津认为这个名字不太妥当，“发展这个词经不起推敲，民族文化不能是发展，而要保持传承，要发展的也应该是活动组织方面”。 后宝云的三儿子后兴荣现在已经能完整唱出四大腔，技巧舞也学会了三四十套。能唱又能跳，他是此次表演的青壮年主力。后兴荣2005年开始跟父亲后宝云学习，这一年，源生坊在石屏县八窝村、慕善村、桃源村、红河县垤施村正式启动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舞蹈村寨教学传承的“乡村计划”项目——由居住在不同村寨的源生坊的7位艺人（年龄55—80岁）每周一到周五在当地向年轻人传承民间歌舞技艺。 普及班教学发展得如火如荼，学习的人特别多。但两三年之后，刘晓津发现效果并不理想，“海菜腔每个人都会唱上几句，但却没有一个人能从头唱到尾。烟盒舞每个人都会四五套，比划一下，全套的或者难度大一些的，就没有人学”。这样的结果令刘晓津感到痛苦，“必须从头到尾掌握下来，学好，才传得下来。” 之后，刘晓津想了很多办法。2011年，她决定在普及班里挑些好苗子到昆明，提供吃住，学习三个月，每天8小时到10小时都在源生坊练习。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年纪大的老艺人们不用做农活，可以在昆明待三个月，但中青年的学员就不行了，生产劳动、家庭生活离不开他们。尽管当时刘晓津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房子都租好了，宿舍也弄好了，连铁架床都全部支好，被子也募集好了”，但这个方案只实施了一两周，就不得不停止。 2012年1月，在一些老艺人的建议下，源生坊开始在村落建立提高班，教学由各村寨传承班老师负责，教学内容以源生坊与艺人共同评估选定的音乐歌舞技艺为传承内容，实行目标管理制度，考核合格的学员给予事先约定的奖励。后宝云所在的石屏巴窝村作为其中一个试点，在第一期海菜腔的考核中，有14人参加，10人通过考核，每人获得了600元的奖励。而教员也有生活补贴，当每个学员考核合格后还可获得一定数额的奖励。之后，这样的方式逐渐在村寨里实施开来，提高班的成员也在逐渐增加，总体人数已经达到近百人。 田丰和传习馆 “这些传统文化不是你们自己的，是老祖先传下来的，如果你们不在有生之年把它传下去，就是对国家对人民的极大犯罪。” 正式演出前一天的傍晚，刘晓津决定给艺人们看自己拍的纪录片《田丰和传习馆》。她犹豫再三，本想在更早就放映，“怕他们难过，影响排练，今晚也好，看完之后，凝聚凝聚军心”。 在宣布要看片时，她第一次在新演员面前提起田丰这个名字。彩排时，她一再强调其中的第九个节目《绿春鼓舞》是田丰1993年到靠近越南的一个彝族小村子发现的，后来在村里请了3位老艺人出村教传习馆的孩子们打鼓。这段往事要加到主持人串词里边。 观看《田丰和传习馆》，对于新人们来说，是一个挺新鲜的事情，在影片开头，看到现场的一些老艺人当年的样子，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但对于之前是传习馆的教员或者学员的艺人来说，重启记忆之门，往事历历在目，他们心里并不好受。 普旧芬就是其中之一。1993年，15岁的她来到传习馆，一直到2000年闭馆。七年的共同相处，他们对田丰有深厚的感情，“他就像我们的爹妈一样，没有田老师，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这是普旧芬第一次看这个片子，看完后，她已哽咽得说不出话来。说到田丰，她不停抹泪。在她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他病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看到他一眼，一直到他在北京去世后，我们才知道……他不在了”。 田丰在整个传习馆中担当着大家长的角色，他会考虑很多，但很多时候他却不愿意将这些东西告诉学员。传习馆后期，田丰无力提供资金供养传习馆师生，他把一批学员送到了云南省旅游歌舞团，即使同在昆明，田丰也几乎从未给他们打过电话。“田丰老师 面对很多问题、困难、苦恼，他没有把这些东西交代给学员，沟通不够，所以就容易有误解”，刘晓津说。 后宝云与普旧芬同一批进传习馆，不同的是前者是教员。看完之后，后宝云表现出了对当年生活的怀念，“我们当时自己养猪、种菜，整日唱唱跳跳”。当说到田丰时，他重申了一遍好些年前说过的话，“田丰老师是一个伟大的人”。 现在的后宝云不再下地务农，每天忙着搞传承，“给钱不给钱我都在做，活一天教一天，死了就算了”。田丰对后宝云的影响很大，他现在依然牢牢记着田丰说的一句话，“这些传统文化不是你们自己的，是老祖先传下来的，如果你们不在有生之年把它传下去，就是对国家对人民的极大犯罪。” “城里人管这个叫艺术家” “我们要讲求原汁原味，要真，来源于真实生活。”必须把坚持的标准告诉老乡，“他们特别朴实，容易被社会搞乱掉”。 带装彩排的时候，我和刘晓津坐在一起，一个多小时里，她不停地在一张纸上记着什么。彩排结束，她拿着那张纸，对每个节目进行详细点评，她普通话说得很好，有时候会夹杂一些云南话。 在说到情歌对唱时，她语气有些重，唱情歌是石屏地区彝族青年男女谈恋爱的主要方式，人们常常用优美的歌声，以及手中传送的烟筒表达爱意。“你们相互推烟筒的动作太随意”，她认为其中表演的两个演员有些油滑。之后，她又着重说了几个人在舞台上的问题，大家很认真地听，被点到名的，站起来示意已经明白。“经过两三天的排练，大家非常努力，有这样的成果还是很不错的”，刘晓津最后还不忘鼓励，“他们需要多表扬”。 过程中她强调了几次“源生坊品质”，“我们要讲求原汁原味，要真，来源于真实生活。”舞台时间有限，一些节目不能完整演绎，但是刘晓津认为还是要坚持一个标准，而且必须把坚持的标准告诉老乡，“他们特别朴实，容易被社会搞乱掉”。 2004年，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在云南寻找民间歌舞，刘晓津特别为此挑选节目。来自佤族村寨的岩兵要表演乐器舞蹈，但他觉得一个人太冷清，节目会落选，于是请了很多彝族人来拍手，想热闹一点，“那么多人拍手，乐器的声音哪里还听得见。他们被搞乱了，认为别人要的是热闹，我当时就跟他说，你们的音乐很了不起，你就安静地吹。”结果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选节目时就挑中了这个，“去了美国之后，他更自信了”。 谈话间隙，刘晓津突然想到很多年前，后宝云跟她说的一句话，“刘老师，之前我们只想唱歌跳舞，在舞台上高兴，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叫什么。现在我知道了，城里人管这个叫艺术家。我们就是想当艺术家。”源生坊想做的就是搭台子，帮助这些艺人成为艺术家，刘晓津很认真地说。 身上应该有一份责任 71岁的后宝云说：“现代舞我也会跳，蹦迪我也很厉害，但是我不喜欢。那些现代歌舞，这两年很火，过两年就会淡，我们这个几千年了，还是照样受人尊重。” 源生坊成立至今，登上了肯尼迪的舞台，上过中央电视台，在北京的高校演出过，也去过上海，在昆明的音乐圈里，也小有名气。除了在海内外以及都市进行云南民族歌舞的展演，还把演出带回它的文化生发地，“就是想激发起当地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以及自信心进而保持传承下去”。 然而，普旧芬对传承的现状还是很忧虑，“刘老师不搞这个，我们慢慢地不跳了，也没有人学了，这个就不在了。”她居住在红河州绿春县城，距离昆明七八个小时的车程。县城里，早已没有小孩愿意学这些民间歌舞。在她的家乡绿春县牛孔乡土嘎村，她刚开始教的时候，也没有人愿意来。之后源生坊给了一些乡村传承费，只要有孩子愿意来，她就每次给5元、10元，慢慢才逐渐有人来学。“孩子们都在上学，没什么时间，这个东西是自己的，觉得反正学不学也无所谓，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些没有现代的好”。 后宝云也感叹，现在的人跟他们这一代的差别很大，“一切都为了钱。一些学生，要是不给他们钱，或是少给一点，就不去（学习表演）”，后宝云说这让他很生气也很难过，“至于那些迪斯科、现代舞我也会跳，蹦迪我也很厉害，但是我不喜欢。那些现代歌舞，这两年很火，过两年就会淡，我们这个几千年了，还是照样受人尊重，生命力还是很强的。我自己觉得骄傲。” 作为家里的第三代，受到爷爷、父亲的影响，后颖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本民族的歌舞。小姑娘明年就要到云南省民族村表演，“爷爷希望让我去锻炼锻炼，没有表演时我还会回家继续跟爷爷学习”。看完纪录片，后颖的感触很大，她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身上应该有一份责任。 应该为艺人做一些事 “我们钱多的时候，就做钱多的事情，钱少了就做钱少的事情，没有钱了，老乡们就回去务农。” 2000年8月，刘晓津最后一次见到田丰，他说了三句话：没想到自己会败诉；传统民族文化保护工作没有政府支持参与，光凭个人力量搞不成；我要专心作曲了，写歌剧《屈原》。 不过，源生坊之所以能维持到现在，刘晓津说主要的资金支持是来自香港的张先生，“目前为止没有用过政府的一分钱”。2006年源生坊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2006年中国民族民间歌舞盛典”节目录制，主办方只包吃住行，但没有任何劳务费。刘晓津就给有关部门打报告，希望能为艺人们争取一些劳务补贴，但是最终一分钱也没有要到，“这让我很失望”。 田丰身上艺术家的气质比较重，传习馆的模式也更为理想化，传习馆免费提供吃住行，每个月还发少量的零花钱，而所有开支，都是通过田丰一人之力筹措。现在，这个接力棒到了刘晓津的手里，她坦诚自己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角色，记者出身的她更会跟社会打交道。而且源生坊并不用一直养着一大家子人，“我们钱多的时候，就做钱多的事情，钱少了就做钱少的事情，没有钱了，老乡们就回去务农。这样进退有余。民间的东西，只要它的根土不断，重要的还是靠民间艺人在传承”。 源生坊成立9年，刘晓津感慨现在的条件是最好的，“从去年开始，香港的张先生支持我们搞提高班，也有两个助手专职在做，我们的团队有田丰传习馆骨干的老师和学员，学员现在已经成长为老师，田丰老师7年的传习馆培养了他们的自觉意识，就是靠着这些具有自觉意识的人跟我们合作，上下协力，这是我们做源生坊的基础。” 信卫波是刘晓津其中一个助手，现在主要负责乡村传承方面的工作。从2007年开始接触源生坊，至今已经过去了六个年头。最初的他只是想单纯找一份工作，源生坊自由的工作氛围，让他很喜欢。在深入做下去之后，这个彝族小伙被民间艺术吸引进去，在和艺人们的接触中，也与他们建立了深厚感情，“我应该为民间艺人做一些事情”。 “哇，都还在传啊” 演出结束，旁边的一些学生聊了起来，一个女生说，“如果这些东西消失了，我会很难过”。 10月30日，正式演出的第一天。下午一点前往昆明学院洋浦校区。阳光很好，暖洋洋的。出发前，刘晓津特地嘱咐艺人们多穿一些衣服，演出的地点在郊外，温度比较低。 表演的地方在学校的音乐楼里，大概能坐近300人。实地彩排前，刘晓津加了一个节目，后宝云、后兴荣、后颖一家三代表演一个彝族烟盒舞。 晚上七点半，表演正式开始，教室里坐满了老师和学生。第一个节目是后宝云带领他的学生共同表演滇南四大腔联唱，除了乐器，其它都是采用无扩音表演方式。台下的学生听着台上有些陌生的语言，虽然不懂在唱些什么，新奇的体验让他们觉得很是有趣。一家三代人的出现更是引得连连赞叹，“哇，都还在传啊”。 65岁的王里亮又会唱歌又会跳舞，还会做乐器，木匠活、石匠活、泥匠活也做得游刃有余，多才多艺的老人赢得了众多掌声与欢呼。情歌对唱中，充满生活趣味的演出，也在众多学子中引发一阵“在一起”的起哄声。坐在我身后的男生，对旁边的女生说了一句，“哎，你学民族舞学对了”。回过头去，正好看到刘晓津一脸欢快的神情。演出结束，旁边的一些学生聊了起来，一个女生说，“如果这些东西消失了，我会很难过”。 在回程大巴上，大家都有些累了，车里很安静。 11月1日，这是第一组艺人的最后一场巡演，地点在云南大学。在至公堂彩排结束后，离正式表演还有一些时间，艺人们在校园里溜达了一会，刘晓津计划好让艺人们多待一天，在昆明好好逛逛。后兴荣对记者摆摆手，“明天就回去了，家里还有农活”。 接下来，又将有一批民间艺人来到昆明，进行下一轮的高校巡演。（记者 江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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