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朱筱琳 崔长建
责任校队：崔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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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洞》剧照 |
（主持人）和渊：我们先请艺术学院的尹松老师说两句。
尹松：这是我看的林鑫导演的第二部片子。第一部是2005年云之南影展的时候放的《陈炉》，也是铜川的，但那个片子拍的非常美，他把铜川的碎窑片拍的特别有诗意，把一个非常破旧、非常普通的小县城，一个被时代淘汰的小县城拍的非常有诗意、非常美，正好那次放映是我主持的，所以我对他那个片子也充满了感情，因为他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我的家乡。没想到隔了三年又看他这个片子，也是非常多的感慨，让我想到我的父辈。那次在放映完了在和林鑫交流的时候，他也提到过想拍这样一部片子。林鑫是一个诗人，但是他总是说：我是一个矿工的儿子。今天看到了林鑫为自己的父亲拍的这部片子，关于片子更深层次的一些东西我不想去多说，但我非常敬佩林鑫以一种非常安静的心态和一种非常炙热、非常深沉的情感完成了对父辈的记录。虽然他不在，但是我也想表达我的一种感谢，对我们整个父辈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一种记忆，对我们所有父辈为这个国家所做出的一切，以一种最真实的方式记录和一种情感的表达。
和渊：还有没有看了这个片子想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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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洞》讨论现场 图/易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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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方强：看这个片子突然让我有一种共鸣，片子中记录的都是从上海去铜川挖煤的那些人，让我突然想起了我们和大学生联系非常紧密的“西部计划”，因为当初临毕业的时候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要不要参加“西部计划”，当然最终我没有去，其中有很多的考虑，包括我认为它是一个骗局，后来事实也差不多是这样。我有个朋友，当时在学校里一起做志愿者工作，非常好，他去参加了“西部计划”一年，到了新疆最艰苦的地方——和田。去了以后，前面半年一直是在干农活，后半年是半天干农活半天教课。他跟我说，我干活干到什么样的程度，戴着工人上班戴的白纱手套，掰玉米啊掰大蒜啊，基本上一天手套都磨破了。他们浑身上下都是大蒜味，最后掰着掰着受不了这个味都想吐了。中午的时候掰玉米，掰完了也没办法吃饭，都是早上出门的时候带几个馕，中午队里还是师里送点菜汤，就是这样。他参加了“西部计划”一年，就这样结束了。他参加“西部计划”，按道理讲应该是教师，所以他就当教师了，但后来结果是这样一种情况。而且他去了那所学校里面，就他一个汉人，其他全是回族人，那他就没法和孩子交流。让他一个不懂维语的人去新疆教课，孩子又不懂汉语，根本无法交流，我认为他的能力基本上是荒废了。他跟我说啊，实际上很多参加“西部计划”的人，如果是女的，那很受欢迎，在“西部计划”那一年快结束的时候，会有很多师一级或团一级的干部留你下来。为什么？因为那边有很多光棍。以前有个说法，我记不太清楚了，大致是说团以上的、三十岁以上、在新疆待了多少年的，才有级别让部队给你安排一个老婆。我这个朋友是女的，她在最后一刻坐上火车的时候，师里、团里、还有农场的人让她不要走，留下来。留下来有什么好处呢，每个月的工资可以拿到两千到三千，这在大学毕业生里面算是比较好的待遇了吧，然后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公务员，你的丈夫在当地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她跟我说，在她离开之后，实际上女的志愿者离开的不多，大部分都是留下来了，就是留下来做别人的妻子，在当地生根发芽。她也跟我提到过一些在媒体上很著名的志愿者，“全国十佳”之类的志愿者，她说她和他们和接触过，发现他们的生活也不过如此，没有她当初认为的那样，什么满腔热血啊、积极奋进呢，相反的，她给我描述的是很市侩、很会巴结领导、不干实事的那一类人。但是现在他们的待遇都很好，都是做团委书记这一级别的，这就是我对他们参加“西部计划”大致的了解。
我的意思就是想说，关于国家的一些口号、政策之类的，里面是不是含有欺骗的成分，这个我不好说，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地想到这些问题。通过这个片子的启发，我也在想能不能有参加过“西部计划”的人，拿起他的摄像机去寻找他的战友们，去拍拍他们，让他们讲述讲述他们的“西部计划”。
和渊：林鑫我和他接触过好多次，首先他是一个画画的，93年的时候他在中国美术馆办过画展；同时他也是一个写诗的，他出版过一部诗集，诗集的名字就叫做《噢！父亲——黑色的记忆》，我觉得可以做这个片子的另外一个标题吧。大家对这个片子还有没有想谈的？
观众甲：首先我非常感谢能有这么一部片子把那个年代的一些故事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我毕竟不是那个年代的人。有时候你想去了解历史是很困难的，因为你不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人就不能去感受那个时代的情况；但是如果你又处在那个历史的情况下，考虑问题的话又会从个人的角度去看，所以说我还是很感谢这个片子。刚才这位老师说他不打算讨论深层次的问题，我倒是想稍微说两句。
据我所了解，在那个年代全国都很穷都很苦，尤其是西部地区。西部地区需不需要开发、需不需要发展？当然是需要的。这个片子我没有看到头，但是后面看到的都是从上海过去的，这么一群人从一个东部沿海的大城市到一个西部贫穷的小山沟里面，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差，确实让很多享受了美好的大城市生活的人很难一下子接受的。但是那个时候就生在那里的人、长在那里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那么苦呢？他们是不是也应该受到一定的发展、他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片子里很多人提到一句话：“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说是被骗去的，可是我觉得很起码的一点就是，大家想一想，如果真的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话，还需要你去支援发展干什么呢？如果真的是这样骗的话，这个骗术也有点太幼稚了吧，是不是？
但是我们能看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些人在那里把自己的热血、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生命、甚至自己的肢体的一部分都献给了那里的矿区和整个国家的建设，可是到最后等他们老了，等他们退休了，他们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社会的变革就是这样造成的。他们有很多人受过工伤，都是几个月后又回去干活，他们的精神很令人感动，可是我看到的另一方面是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工伤的时候拿不出钱来看病，拿不出钱来住院。可是很多人到老了，退休了，他们看不起病了。我们的医疗改革使我们的穷人住不起院，生不起病，生病只是富人的事情。如果你生病了，好，你可以等死，准备后事吧，就这样。甚至是你连准备后事的钱你都没有，现在买个墓地得多少钱？是不是？社会的变革导致了这么一群为国家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人，可是到最后他们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我去过上海，上海的发展是很快，国际化的大都市，可是为什么几十年上海的变化那么大，铜川那个地方几十年有多少的变化呢？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甚至是越变越遭，之前大生产的景象已经成了到处是破败的景象。我说的就是这些，谢谢。
观众乙：大家好，刚才我听几位谈的都是宏观方面的，大背景的。《三里洞》这部片子给我一个启示，我想了解一个更微观的，因为他采访的都是300个上海人遗留下来的，他有没有采访一下本地人，在这个矿区里的其他的群体？我的想法就是，这300个人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和这个组织是否真正地融合进去了？我想了解下这方面。
和渊：关于你说的这个，我想帮作者补充一点。因为他的父亲这300多人是去支边的，他拍这个纪录片更多地是关于他父亲的一种纪念吧，所以他朝这方面去做。你考虑的可能更多是社会学的东西，做社会学的调查啊，一种全方位的东西。但是他是一个艺术家，他考虑的可能更多的是艺术的表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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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发言 |
尹松：……他做片子，我更欣赏他的纯粹。比起有一些更关注所谓的大的社会主题和意义的东西来说，我觉得林鑫这一点是我最欣赏的地方，就是他非常纯粹，为了自己的父亲去拍这个东西，他不是去揭露什么社会阴暗面。当然每个人可能有更多更多的感受，但我最欣赏的是林鑫对父辈的……，不管是苦难也好幸福也好，就是最真挚的一种感情的记录。包括采访的这些人，我觉得不管他们经历的多么苦，他们尽管说苦的一塌糊涂，但是也在说我心态很好，我很开心、我很愉悦，心情很愉悦。尽管吃了那么多苦，看不起病，住在那么破烂的房子里面的时候还在说，我只想要能把被子放得下的地方，就行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父辈那一辈人最可贵的东西。相比起来，其他有一些所谓的社会意义、社会的不公平、社会的发展，我觉得在任何时代都可能存在。但我觉得最可贵的就是这种情感，所以我非常感谢林鑫，以一种最单纯、最质朴的心态来记录下他父辈的这些东西。而我前面说为什么不原意去探讨（深层次的意义），我觉得有些问题过于复杂，我不愿意去探讨那些问题，但我更欣赏他这种纯粹的情感。
观众丙：这个片子拍在铜川，而我的老家又是陕西，西安，离铜川很近的一个地方，所以觉得应该说两句。这个片子让我觉得……，我自己没有想到的地方是，以前知道我们各地的农民去南方，建设南方，怎么怎么样；通过这个片子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在几十年前也有上海人到我们西北来，在那么贫苦的一个地方做着这么艰苦的一份工作，这是让我感觉蛮震撼的地方。然后又重新看到那边的黄土，那边的“塬”——我们称为塬，也就是土包了——也是有一种情感在里面。这部片子呢，作者林鑫给我一个很清晰的拍摄的思路，他用了15个人，每个名字在上面，15个生命，15个历程的一个概说。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他其实是从“为什么来到这里？”、“来到这里以后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所受的伤害是哪些？身体的伤害，精神的压力”，可能还有他的子女，包括作者运用的镜头，家庭环境，好像这15个人基本上都是从这些方面来阐述他们在矿场的生活经历。然后，我也很赞同艺术学院的老师说的那些，更多的东西我们也看得到，包括国家的号召，欺骗也好，真的是建设也好、吸引人也好，每个人在心里面都会有一些思考，也能看到一些东西，我也不过多讲述。
在这个片子里让我感触特别深的是，这个片子拍的很淡然，他没有多少控诉、多少埋怨在里面，相反的，每一个讲述的老人，他们那种微笑，爽朗的笑——有一个老人特别爱笑，每讲一句就在那“呵呵”的笑，他说自己的儿子也想当矿工，他就打了他两巴掌，然后又在那笑，说自己的孩子几车皮、几车皮见到死人的时候，他又在那笑——他们的笑声其实让我是很震撼的，因为他们的笑声很复杂，真的，你可以感受到他们那种……，好像对过去的事情的一种淡然，但是我觉得里面包含了更多的心酸和不可言说的痛楚在里面，其实那种笑让我更震撼。我就分享这点。
章光洁：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一度很恍惚，好像我的父亲在那里跟我讲述，他曾经过去的那些生活。刚才尹老师在讲的时候，整个片子看完之后我的感受就是，通过林鑫的摄像机，让我们聆听来自于父辈的声音。我的父亲也是58年的时候进入这样的一个工厂体系当中，随着国家的这种大工业生产，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里面的这些老工人在讲到很多的话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清晰，他们当初参与到建设中的时候一心要去奉献，得了很多模范，晚年又遇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这些东西都让我非常地熟悉。这个片子和我个人情感的一些东西就联系了起来。我非常赞同尹老师的那个观点，我觉得林鑫在这个片子里也不是去探讨背后的制度的问题，或者是这种体制造成了什么严重的社会问题，他想要的意义应该去记忆父辈的一种深刻的意义。我们现在的社会是比较容易遗忘的，是往前看的，我们更加关注新兴的、正在增长的东西，而对于那些正在老去或者正在渐渐丧失于人们的视线的东西，越来越少有人去关注他，甚至我们年轻的这一代能否真正去理解父辈他们所经历过的那样的时代，我觉得需要每个人去想一想。我非常感谢导演，他让我更深地去了解了我父亲他们那一代人。
杨湘君：我看完了是挺沉重了，他们那一代人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一点选择权。他们去了那个地方之后，都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生活。刚才那个同学讲了现在大学生的“西部计划”，比较起来，这个社会怎么还是进步了一点，因为现在的大学生去了以后不想待下去，他还是可以选择回来的。尽管现在的社会有很多问题，像医疗、教育啊，总体来讲，比原来还是好多了。
林稚沾：我刚才听到那个朋友说的，整个片子看不到他埋怨的部分，但我看完有一个奇怪的感觉，里面的老人，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和善，不像现在看到的所谓中年人和更年轻的人那种很诡诈的，或者是想骗人的表情，每个人看起来都像流氓出身。我观察的是——我也是拍纪录片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像好人，每个人都为别人着想。但我比较好奇的是，导演确实是用很埋怨的态度去看待他上一代人的生活，比如说，在这个片子里完全看不到他们那一代人的理想的东西怎么呈现出来，彼此之间有一些闪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呈现的全部都是过去的比较痛苦的东西，让我觉得最悲观的反而是这个导演，从埋怨某些事情，到最后，感觉是说他的家庭在那个矿区才是最悲惨的。我最好奇的是这一点，我不觉得没有看到他的埋怨。
讲到“骗”这个东西，让我想到台湾——因为我是从台湾来的，两边同时在骗，但是骗的手段高很多，他是用一种比较闪光、光明的东西去号召你的热情。台湾的矿工是怎么样的？是从台湾的弱势群体、少数民族骗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来了以后马上把他们的身份证没收，以几乎是囚禁的方式让他们去挖矿。曾经有一次矿灾，好像是一九八几年吧，在台北县，死了两百八十几人，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台湾的一个少数民族，叫阿美族。正是因为那个矿灾，整个台湾的少数民族运动就崛起，因为发生过很多台湾的少数民族去城市里工作被骗的事情。有一个少数民族考上大学，但是又没钱去念大学，在一家洗衣店打工，老板就克扣他的工资，身份证也不给他，最后他一气之下喝了酒就把老板给杀掉了。联想到上海袭警案那个人，他为什么杀了那么多警察，是不是？其实这后面有很多社会问题。刚才有人说，现在支援西部比当时好，真的好吗？那个时候“以农养工”嘛，很多东西都是往工业上走，现在工业赚钱，以工业回补农业的时候，农业也没得到什么好处。农村买什么，什么就变贵；卖什么，什么就变便宜。
刚才看到那个片子里，退休的最高拿800多块，前不久不是在吵马明哲年薪几千万，哇，这些老先生要从公元前不知道几千年干到今天2008年，还比不上马明哲一年的工资。那这样的社会结构是合理的吗，我们这个社会是要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吗，这样发展下去不会产生什么问题吗？我觉得可以供给大家更多的思考。
杨湘君：我补充一句，其实在任何的年代、任何的社会制度，这个国家财富的积累都是靠压榨劳动人民、压榨百姓出来的，所以国家的利益和荣誉到底跟老百姓有多大的关系，这个大家应该思考一下。因为现在媒体啊什么的一号召，大家就很狂热的去爱国，有时候觉得很傻，百姓就是被利用的一个工具。
林稚沾：刚才讲到的，压榨百姓没有错。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国家是怎么做，英国、美国他是先去压榨少数民族嘛；等到资本的原始积累够了，再去压榨其他国家，可以殖民了，而中国这一次的崛起，他是自我压榨，就是自己剥削自己嘛，城市剥削农村，农村剥削自然资源，小雇主或老板自己剥削自己的劳动，是自我剥削富起来的。美国印美钞他就富起来了，因为全世界都要他印出来的美钞去做国际贸易。公平不公平也不能只看到我们这一部分，要从全球布局去看这个东西的不合理性。有人说这边制度不好的，要学学美国，或学学台湾，我一直很担心，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你学台湾，你就等着看嘛。什么公民社会，你看看台湾的陈水扁你就知道了，陈水扁就是台湾第一个提出“公民社会”的政治人物
观众甲：关于这个老师说这部电影是对他父辈的一个很纯粹的怀念，我是不能同意。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很纯粹的怀念的话，就有点太过于自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有点自私了。我个人认为，作者在里面还是揉进了很多的东西，包括他对他父辈那一代人经历的那些事情的思考，以及对社会造成的他们目前这种境遇的一种埋怨吧，是存在这么一种埋怨的。
观众丁：任何作品，不管是写成的还是拍成的，只是完成了二分之一，剩下的二分之一依靠观众或读者以自己的思考来完成。我看这个片子是05年开始拍摄，06年完成，但是作者选择用黑白胶片来呈现，也许也是想赋予这个片子一点历史和社会的感觉。我看了十多位老人在片子中的讲述，观众在听到有些话语的时候也发出了会心的笑，比如说到他们被骗到那个地方，我想大家笑的背后引出了一个可以继续思考的问题：人，或者人民究竟是历史的主体还是工具。另一方面，在大家集中的看了十多位老人的讲述以后而不会陷入一种虚无的态度，可能也是今后要去做的一个工作吧。
尹松：你既然提到这个问题，我就再补充一点。我说的纯粹只是我个人感觉的纯粹，而任何一部片子里面所承载的内容必然生发出来、衍生出来很多的联想和一些思考。而我之所以不愿意去探讨一些问题，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确实过于复杂。包括刚才大家说到的轰轰烈烈的爱国也好，各种各样的运动也好，“西部计划”也好，那个年代的支援大西北也好，都是人在集体里面、在一种盲从里面失去了自我。而我觉得这部片子可贵的也就是，如果是你说的自私的话，我觉得恰恰是一种最难能可贵的自私，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国人需要这种自私、自我，就是真正的不盲从的去爱国，不盲从的去随流。关于制度上的讨论，我觉得是同样的，我们现在可怕的是去关注表面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关注人本身，人的情感本身。我们的父辈们所经历的这些悲欢离合、所有的不公正，我的父亲也经历过那样的年代，但我觉得他们经历过了，这个是在一个历史的时代里面，他们有太多太多的不可选择。即使有那么多的不公平，但我们并不能通过一个运动、一场革命就能把整个中国的这些问题改变的。不是说我们今天民主了，明天全中国十几亿人的生活马上就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老百姓对于我们自身的传统，对于我们自身的情感，对于我们自身的文化，对于每一个人真正意识上的觉醒，我觉得那个东西比任何制度、比任何社会问题来的更可贵。如果你说他这个片子是一种自私的片子的话，那从某种意义上我更希望有更多这种自私的片子。
上一次我们也谈到，有一些片子只是表面上关注过于宏大的社会主题、社会制度的东西，表面上更深刻，但是如果用的不好，就像号召大家去爱国，或者号召一场运动、一场革命一样，任然是导致人的盲从。就像刚才台湾的那个朋友提到的台湾的社会现场，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去反省。如果缺少了民众这种自我的意识，而简单的去号召一些东西或者是表面上去观众一些社会问题，我觉得还是过于空了。
观众戊：我作为这两代人当中承上启下的一代吧，可能对两代都比较了解。这个片子给我们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没有什么争议的。最吸引我的是，我觉得银幕上的那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在观点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包括台湾，我觉得华人是生活在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用一种很宏大的、很理想化的目标来设计自己的人生的，你看他们的教育，从小那种应试教育都是按照某种目标、将来要达到什么，都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起来的，至于人的自私不自私、悲观乐观，我看这个都不是根本性的，包括今天听到大家说的，包括今天社会上的各种行为，我觉得都没有脱离这种大的模式。就是真正的没有自我，没有看到丰富的那种个人的选择，即便这个社会更加开放，但是大家并没有好好利用这种选择。
像这种电影，可能和以往的风格不太一样，我赞成刚才那位老师说的，其实效果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样的片子大家不可能看着是很乐观的。这种人不管他乐观也好，悲观也好，都是为了自己的基本的生存权，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这样一个状况，你看不到他们真正个性的东西，一种对世界的了解，对自我的了解。人的一生，基本上是从外部的一些事件，或者他遭遇的事情上折射出来。当然今天最大的收获是听到了观众的各种说法，但是还没有听到我期待以后能看到的那种人从自己的内心……，不是根据任何外在的父母也好、学校也好、政府也好，把外在的目标当作自己的目标，不要那个东西来设计自我，但是没有看到，希望以后能看到。也希望能够见到真正有个性、按照自己的才能来生活的人。
和渊：我补充一下刚才这位朋友的话，我不知道你怎么来评价这部作品，从作品本身来评价，我感觉你是觉得认为他缺乏个性……
观众戊：这个方式肯定和主流的方式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方式挺好的，他比较忠实于事件。但是在选材方面，在今天这个时代我可能偏乐观一点，在这个时代很多题材应该是很积极的，这个片子你不管怎么讲，看到的是很压抑的，今天的一条狗比这些人生活的都要好，对吧？这些人付出了很多，不管他个性怎么乐观也好，但是这些人是无法和现实去搏斗的，他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作者应该选一些社会上积极的，我所谓的积极就是在一定意义上能够超越现实的，我希望今后看到那样的片子，因为改革开放以来这些东西在萎缩。我刚才问旁边一个人，他是否看得懂，但是他说他完全看得懂，我感到很惊讶。社会发展那么快，应该是看不懂才对啊。而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创库本身，有一些积极的现象，民营的部分，私有的部分……
和渊：你所提倡的那种关注其他群体或者其他方面的一种创作，我觉得那个也应该。现当代艺术家他们的一种趋向，他们为了反对批判八十年代之前的那种美学而建立起来了另外一种美学，就是现在主流的美女，就像你刚才说起这个片子一样，我们也提倡在这之外的创作。但是就这部片子本身来说，我觉得他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创作，我个人的看法。
这部片子基本上不讲究技巧的，去年我第一遍看这个片子的时候看了第一个人物，因为有事情就离开了，当时我的想法是建议林鑫重新做编辑。但是我今天看完以后我觉得不用做编辑了，我觉得这个片子很了不起。今天看下来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片子。
刚才你谈到的那个问题，我觉得作为艺术作品，从古代到今天，甚至到未来，今后两三百年，像这种关注所谓的边缘群体的这种作品，我觉得这种作品永远都会有的。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他所关注的东西，包括像梵高他所关注的东西，梵高画的永远都是这种人，给他感动的这种人。今天看这个片子，我觉得他每拍一个人就给了这个人一个肖像，就像梵高在画画一样，给这个人一个肖像。这种肖像是影视创作的肖像，是录像的肖像。我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我还是同意你的看法，其他的美学趋向也应该提倡。
于方强：听了大家的讨论，感觉观点非常多，也非常繁杂。我想的话，我们不如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无论你是喜欢积极还是其他，我觉得最基本的一个保障就是得保证公平和正义，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你再积极，还是一句话，你身上是有血泪的。当然了，压榨者是非常希望看到积极的东西，把以前的旧账一笔勾销，他当然愿意这样。受压榨的人他肯定不愿意这样，这就是一个冲突的地方。如果我们能保证公平正义的话，这个问题就没有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刚才有些人觉得他们那一代人在积极奉献啊，我觉得也不尽然。大家应该看到，当中他们提到的，工资是七级工资，七十块钱，这在六十年代是很高的工资，我的父母在八九十年代的工资是30块，而且是在江苏，所以他们当时的工资很高。但是我觉得问题就在于，国家没有把真正的情况告诉个人，他始终采取的是欺骗的手段，比如说他没有告诉你去了是做矿工，而只是说我给你很高的工资你来奉献。肯定工资很高，要不然他们也不会从上海过去，而且也没有到技工学校去培训。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想的更残酷一点，不如把这个当作一个合同，你情我愿的事情，只不过你在拟订这个合同的时候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你没有把你的职业安全、职业危害、还有你的工作环境告诉给他，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欺骗，拿到今天来说，按照《劳动法》，这些你都不告诉的话，就是违法行为。
从我的经历来说，我母亲当时是下放的，比这个情况好一点，只是下放到离他们不远的一个县里的农场，一年到头见不得十来个人的农场；我家里又有亲戚是当兵的，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想去当兵，然后又被狠狠的训斥了一顿；然后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又有“西部计划”，又有想法去，又被训斥了一顿。所以我自己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很痛恨这样的行为，我觉得是卑鄙的手法。你要干就干，签合同就签合同，干嘛非要欺骗别人呢？
观众甲：我想补充一点，可能和这个仁兄是一个负面的观点。其实所谓的合同也是一种符号，也是一种介质。当每一个大学生要毕业考虑工作的时候，首先会想到合同，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不了解公司，不了解组织，不了解一个机构内部的文化。所以他希望借助于介质的合同，使自己的利益、使自己的未来达到一个保险的作用。如果我们来考虑一个介质，这个介质能够一定程度的保证自己的未来。我们做一个类比，在这种意义上，五十年代上海的这些青年人、刚才这位观众所说雅美族少数民族，他们都是一样的。在这个层面上，雅美族的人并不了解这个矿场的真实情况，所以他们对此有一定的憧憬。但是五十年代的情况大家可以想象，上海可能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最后保存地，所以当时的人，特别是对于北方的人、陕西人，大家可能知道，陕北是革命的圣地，所以大家并不了解当地煤矿的状况。这位先生说到的所谓的不公，其实这完全和国家的计划有联系的，它还有更微观的问题，一个国家，所谓的国家，所谓的发展，的确是一个概念一个介质。它真正产生作用是要产生到它生活的社会群体。谈到矿上的领导者对于这种介质的运用，我的感觉是这些人到了这首先是被分而制之的。通过分组把人的能力进行一种分化，但这样的话，这个群体对社会的了解，它最本源的资源就被分散掉了，所以这些上海来的人相互之间的沟通就会减少了，再加上每天的工作又很多。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从微观上来看的问题，是一个组织结构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中，从这样的管理角度来讲，这种介质里所谓的国家和发展的概念是能够起到作用的。但真正影响这些人未来的，其实是组织内部、自己的矛盾。我的分析是这样的，因为我本身是学经济的。谢谢。
于方强：还有个问题是他们的待遇问题。比如工伤，看了影片中这些矿工的情况让我想起来一些赔偿的问题。那个年代有工伤国家是不给赔偿的，只是进行医疗，医疗好了就OK了。我知道这个事情是因为我家里有人在企业里当医生，但像他们这样的职业病如果不给赔偿是不符合道理的。我帮他们算过，按照国家的法律来算的话，一个工伤四级在广东是赔偿100万，在江苏、苏北一个地方当地最底工资标准是700元，赔偿算起来是60万，而在铜川工资一般是在700元左右，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可能是在500到600元之间，算起来像他们这样的职业病如果也是按照四级来算，（因为广东的案件我比较了解），当时是尘肺病，就是在宝石工厂、矿上最容易得的病，这种病也是四级，按这个标准来算，铜川的赔偿也应该在20到30万元。如果拿到这笔钱，房子肯定买到了，生活也肯定改善了。
观众甲：我想说一下他们被骗到铜川的问题。他们感觉上是被骗过去的，但是我突然想到如果他们就是那里土生土长的当地人，那他们不是在出生之前就被老天爷给骗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一块钱的问题。如果我是昆明市长，或者我在国内死亡拿一块钱的话，我不会去找要这一块钱，只是发工资的时候少发一块钱，或者大家都涨工资自己少涨一些而已。第三个问题是我也是一个积极的人，我也不希望看到各种这样悲观的场面，但是它事实上是存在的，不能闭上眼告诉自己它不存在，不能一叶障目、不识泰山。现实存在，当我看到现实存在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我觉得我也是社会一分子他也是社会一分子，我们都在生活，为什么我在城里长大，为什么我的生活条件比他好的这么多，为什么我占有的社会资源比他占有的社会资源要多，我心里面非常的内疚。我觉得我有责任要使这种现象发生改变。
观众发言 图/易思成
杨湘君：我想回应一下我后面的这位男生。他刚才说他看这个片子觉得很无聊，没有什么能引起思考的。我觉得可能是你看这些东西看的太少，和你的生活太远，所以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引起你思考，建议你以后多看一些书籍。
观众己：谢谢你，不瞒你说，我是在农村长大的，他们干的活我都干过，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城里人感觉不到，我觉得这些事都是很平常的，谁都能拍得出来。比这苦的穷的人更多，所以我觉得这没什么，经常有句话说“谁叫你没有一个好爹好妈呢”，对不对？每一个年代都有穷人。最主要还是个人能力问题，只要自己努力什么都能做好。我不说这个电影拍的好不好，这个电影我认为是拍的非常好，大家说的都非常对，也都非常有道理。我自己的看法来说，我六岁就开始帮家做农活，割麦子、掰玉米，我来到城市洗桑拿，其实我八岁的时候在家就知道洗桑拿，只是是在玉米地里。所以说这种事情我更知道。
观众庚：我觉得大家都讲的相当好，但是我觉得人的痛苦和欢乐都是需要表达的，因为有反对面的时候才能感觉到自己身处的环境。我看这个片子还是挺感动的，因为我们的父辈都是知青一代，上山下乡。我们现在可能是生活的太好，所以很少感觉到幸福感的存在，看完这个片子会像被刺痛了一下，现代生活的确是像处在蜜罐里面。我觉得这种现象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现象。我父母退休以后，他们养老的心情都还没有特别的形成。所以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们年轻人也要警醒，因为中国人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是不太完善的，甚至有一些公司可能没有社保，所以在自己的生活考虑中也要考虑到这种现象。而且我觉得弱势群体能够更加的激发人的生活幸福感，这使得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多一些，可能对别人关心的程度也会更多一些，就不会把它视作一个既然的现象。这个影片我的感触还是比较大，大部分人的观点都有点消极，我觉得不管说是被媒体愚弄还是有一种不太积极的或者是很盲目的感情在里面，像我朋友说的：我们可以不爱党，但是要爱国家；其实我们也应该爱党，因为这个国家是被共产党所领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