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云南少数民族音乐舞蹈传承模式 · 源生坊在逆境中艰难前行【云南法制报】
源生坊之源

1993年,著名作曲家田丰以一个艺术家的敏锐和先见卓识,体察到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舞蹈在现代化进程中涉及濒临失传的困局,于是倾注心血在安宁市一个偏僻的角落开办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田丰把云南边远村落的民间老艺人请来当教员,挑选一些他们本民族有歌舞天赋的孩子集中到馆内学习本民族的古老歌舞,致力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舞蹈文化的抢救、传承和保护,艺人及学员人数从一开始时的30人发展到鼎盛时的100余人。为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个性和完整性,田丰在传习馆内的教学理念是“求真禁变”,在管理上亲历亲为,采取学校式、科目化的教学模式,他不允许对民族传统音乐舞蹈作任何加工,甚至不允许学员看电视、听流行音乐,“电视看多了,就跟着社会跑了。”当时,传习馆所有费用支出完全靠田丰支撑和社会资金支持,大部分开支用在了艺人和学员的吃住上,真正用于教学的费用相较很少,资金一直是关系传习馆生死存亡的难题。2000年左右,传习馆在一系列内外交困的纠纷中黯然谢幕,田丰也罹患绝症辞世。

于是,传习馆的学员散落各地,有的回家、有的外出打工,有的流落到各种名目的歌舞团。2003年,杨丽萍的《云南映象》横空出世,迅速扬名国内外,但是不为外人熟知的是,《云南映象》中的一些节目、一开始时的大部分成员,都是来自田丰的传习馆。

1994年,在传习馆开馆半年后,当时作为纪录片导演的刘晓津进入传习馆拍摄纪录片,“走进传习馆,我看到一群穿着民族服饰的农民在那儿又唱又跳的,他们所展示的激情四溢的歌舞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很多人当场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包括我自己。”刘晓津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因此在十年之后,当曾经的部分传习馆艺人和学员不断找到刘晓津,追忆怀念田丰和曾经的传习馆岁月之时,刘晓津下定决心开办了源生坊。

2004年,源生坊正式成立,成员大部分是传习馆时候的艺人和学员,他们均来自云南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村落,有彝族、佤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几年过去了,基本成员也从开始的22人发展到现在的50余人。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被国家、州市、县级政府授予“民间艺人”称号。


植根民族文化原生语境探索传承模式

源生坊开办后,刘晓津改变了传习馆原有的教学模式,根据确定的民间艺人情况,把教学活动放在了艺人所在的村里。“这样没有割裂歌舞和村寨的关系,没有割裂艺人和学员与社会的关系,吃住都是在自己家里,确保了所有的费用都是真正用在传承上,我们可进可退,资金充裕时多做一点,不充裕时就少做一点。”源生坊工作人员曹筝琪娜告诉记者。

2005年12月9日,源生坊在石屏县八窝村、慕善村、桃源村和红河县垤施村,正式启动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舞蹈村寨教学传承“乡村计划”项目,该项目的具体工作内容是:由居住在不同村寨的源生坊的7位艺人(年龄55-80岁)每周一至周五在当地向年轻人传承民间歌舞技艺。源生坊负责帮助他们组织教学活动,只要愿意来学的人都支持,相关费用由源生坊承担。

据曹筝琪娜介绍,一开始的时候,源生坊的乡村教学项目都是普及班性质,试图通过民族传统歌舞的普及教学,让村里每个年轻人会一些基础的东西。曹筝琪娜表示,通过源生坊的普及班教学,恢复了歌舞在村里社交中应有的地位。不过,通过几年的普及班实践,源生坊工作人员发现在村里的民族音乐舞蹈传承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比如海菜腔完整唱完要三四十分钟,通过普及班学习后每个人都会唱前面一两句,但因为它一句就很长了,完整能唱的还是就那几个人,这就可能断掉。”而且现在农村里已经没有农闲的时间,农活干完之后大家都忙着赚钱,花费时间来学习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针对这样的现实,源生坊在原来普及班的基础上,2012年1月开始在石屏县八窝村、慕善村、桃源村及红河县垤施村等几个村落建立了提高班。源生坊每月一次有专项责任人定期到村寨协助和检查学习进程,教学由各村寨传承班老师负责,以源生坊与艺人共同评估选定的音乐歌舞技艺为传承内容。学员则是从普及班中挑选出来的,由艺人和源生坊根据教学难易程度、学员情况等确定一期的学习时间,教员和学员在每期开班前先预领一半生活补贴,考核结束后再领剩余的一半生活补贴,当每个学员考核合格后又分别获得一定数额的资金奖励。虽然钱不多,但这样既确保艺人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活动中去,也使年轻人能够安心来学习,直到学会,真正做到民族音乐舞蹈的传承。

曹筝琪娜告诉记者,每个提高班的学员数量不等,少则三五个,多则十余个,每个村寨的情况不一样。从目前开展后反馈的信息来看,提高班的成效显著。提高班考核结束之后,源生坊便积极与国内外的学术团体和文化机构进行接洽,组织艺人带着提高班的学员进行公开演出,一个月前刚刚完成了昆明四所高校的巡演活动,反响热烈。而这些艺人和学员通过国内外的演出活动得到的巨大的荣誉,反过来鼓舞着他们,在今后的生产生活中自觉地投入到民族传统音乐舞蹈的传承中去。另外,为了扩大民族传统音乐舞蹈传承工作的成果,日常性的群众乡村歌舞活动也是民族音乐舞蹈得以传延的重要环节,源生坊积极鼓励和支持在村寨自发开展的民间歌会比赛活动,源生坊尝试以每月给部分村寨发放“乡村歌舞茶水费”的形式来鼓励集体性、群众性的乡村歌舞活动的经常性开展。同时,源生坊也定期让不同村寨的艺人和学员在源生坊展开传承计划的村寨来回巡演,让不同村寨交流,形成一种竞争机制。

目前,源生坊的乡村传承实践已经在红河、大理等地的数十个村寨开展了教学活动点,其中红河开展得最为活跃。因为在云南民族民间音乐舞蹈传承上的突出成绩,2012年10月15日,在中国音乐学院举行的“北京第四届传统音乐节”颁奖典礼晚会上,在中外23个参评团队中,源生坊的“云南民族民间音乐歌舞乡村传承实践项目”荣获2012年首届“太极传统音乐奖” 提名入围奖。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提名理由是:“……源生坊积极探索民间音乐乡村传承模式,根植于民族文化原生语境,走出了民间音乐独特的传承之路……


坚守古朴本真的审美取向

多年来,源生坊一直重视乡村民族音乐歌舞演出展示的原汁原味,重视对演出品质的高要求和演出形式的新探索,力求在当今各类“民族歌舞”“原生态”歌舞混杂泛滥的演出市场,保持一种古朴本真的审美价值取向。

“我们不做舞台化的培训,坚持真正原生态的音乐舞蹈,目的是让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的音乐舞蹈真正原汁原味地延续下去。”这跟田丰当时坚持的“求真禁变”的原则颇为类似,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源生坊组织的市场性演出活动遭遇惨败的原因。曹筝琪娜向记者表示,其实严格来说不是不能改变,而是必须在尊重原有程式内容的基础上进行符合艺术法则的调整,比如海菜腔在腔调上是固定的,但唱词可以发生变化,整个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也是一个流动的过程。而且符合艺术法则的发展变化反而更好,这证明这个东西还活着,还有创造力。只是“不要为迎合歌舞团舞台、迎合上电视、迎合观众审美趣味而去做适应市场的讨巧性改变。”

曹筝琪娜告诉记者,走向舞台,虽然可以在空间上让更多的人知道云南民族音乐舞蹈的存在,但在传承上它的功能就变弱了,因此源生坊走向乡村。“我们是希望在时间上把它延续下去,而只有最本真的东西才能延续下去。”因此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保证它有一个自我的动力在,在时间上能延续多久就多久,给未来多一个选择和可能性。这也是源生坊的真正意义所在。”

几年来,源生坊身体力行,积极对云南民族民间音乐舞蹈进行挖掘整理,纪录片导演出身的刘晓津一开始就非常注重用影像设备对古老音乐歌舞节目进行细致地挖掘、纪录和整理,每一场演出、每一次活动都被精心摄制保存下来。2007年至今,源生坊利用自己拥有的小剧场,在每次节目排练间隙,动员老艺人回忆挖掘并录音录像了一批民族古老歌曲/乐/舞近百余个,为进一步的传承实践和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搭建高端平台推动传承发展

因为坚守纯正的原生态音乐舞蹈,源生坊在面向大众演出时遭遇市场的惨败。曾经一开始经常是刘晓津自己垫钱进去,或者是靠身边的一些人和社会的捐助维持,曹筝琪娜说“前几年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的资金完全是靠源生坊经营的茶餐厅一杯茶一杯茶卖出来的,活动相对也开展得少。不过这几年因为有香港一个基金会的支持,活动开展相对较多。”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云南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推动乡村传承实践的顺利开展,自成立伊始,源生坊就积极在大学科研机构与民间艺人之间牵线搭桥,将民族艺人带入高校课堂、学术论坛和学术会议,将云南民族艺术介绍给国际国内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引起学术界重视,进一步推动了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自成立至今,源生坊已组织艺人和学员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和国内进行了多场演出。在国内,源生坊多次到北京、上海、广州、四川及昆明的各大高校演出,其中与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高校的交流演出最为频繁。

通过源生坊的多年努力,像老后宝云、施万恒这些老艺人,现在已经是国宝级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各少数民族对本民族传统音乐舞蹈的自信心,参与热情更加积极。

但曹筝琪娜也对记者表示,目前真正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在农村招不到年轻人,尤其是男青年,因为大多数都外出打工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