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活动资料汇编：田丰观点2009年6月28日，为纪念田丰先生逝世十周年，源生坊举办为期两天的“思·念”田丰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我们将田丰先生生前的观点，汇编于此，以供大家了解田丰其人。 田丰：论“变” 文/田丰 【编者按】 本文是一篇会议论文，刊发在《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上。1995年，田丰先生受印尼政府邀请，参加了印尼建国50周年所举办的音乐舞蹈高峰年国际会议，会上田丰先生做了报告。 以“变”求新，可谓是西方现代艺术的理论核心和唯一目标了。 以“变”求新的现代艺术，核心就是一个“变”字。不久前，卡尔•沃尔兹先生还对我说：世界上永远不变的字就是“变”。的确如此，人要生存，就要有发展；要发展，就要有竞争；要竞争，就要求变化；不变的事和物是没有的，这确实是一个极深刻又极普通、极时髦又极浅显的道理。一百多年前法国史学家丹纳就已敏锐地察觉到变的必然性，同时也指出了变的危险性和破坏性，他说：“文明过度的特点是观念越来越强，形象越来越弱……代替映象的是赤裸裸的观念，分门别类的字儿……日常的精神活动从此变为纯粹的推理。”由于从纯理性到无理性的巨变，西方现代艺术确实是变得花样百出，无奇不有了。主义变化之多——如抽象主义、颓废主义、意象主义、未来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立体主义、自然主义、点彩主义、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得难以枚举。作品变化之奇——如波普画家杜桑给《蒙娜丽莎》加上几根胡须，在白色小便池里涂上自己的大名即成名画。如行动画家伊夫·克莱因把三位裸体模特涂上蓝色，让她们在地面画布上摸、爬、滚、翻，使蓝色油彩在画布上留下乱七八糟的痕迹。并召来20位乐手伴奏，由画家本人“作曲”，曲名为“单色交响乐”，一个单音延续十分钟，之后再沉默十分钟，并把全过程拍成纪录片，题为“Mando.Cane”。如偶然“音乐大师”约翰·凯奇，他的作品全属非理性的、直觉的、偶然的、一时冲动的产物，用掷骰子来择定音乐素材，用计算机产生的偶然音响来制造音乐，他的（被人评为臭名昭著的）大作《幻想景色》（Imaginary Landscape）就是让十二台收音机同时开着，各自收听不同的电台，在规定的时间长度里，使各种不同的声音偶然组合。这种偶然音响组合，便成了他的不朽名作。解构主义最极端的例子可算是伊夫·克莱因的空无画展了，展厅里一无所有，既无家具，也无展品，窗户涂上了蓝色，室内刷了白漆，门口有一位警卫把守。这个画展奇得真是叫人莫名其妙，哭笑不得。更奇的还是法国存在主义的作家加缪先生在“空无”画展观后写在留言簿上的题词：“因其空无，所以充满了力量。”面对着他的这一题词使我心头突发了一种悟性，原来现代艺术的作者和评者，不是两个不同的个体，而是一对绝不可分的连体兄弟。先锋派作者因脱离群体和背离传统而走向了绝境，可先锋派评者却说：“没有什么先锋派，只是人民大众来得太晚一些而已”（埃德加·瓦雷斯语）。现代主义背叛了艺术的本源，反对一切内容，并提出“只问怎样表现，不管表现什么。”因此，猪、猴、鸡、狗均下海从艺，因为动物先生和动物小姐的画同现代派先生和现代派女士的画同出一辙，已到了无法分辨的地步，所以一位美国富婆才花了数十万美元购得了一张版权原属于鸡先生和鸡小姐的大作。听说该作因鸡屎味而泄漏了天机，并引发了一场版权真伪之争的大笑话来。可是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大师们却大言不惭地把这些作者捧为“精神自由的领路人”、“被埋葬了的美的发现者”、“传统束缚力量的解放者”。配合得天衣无缝的这对连体兄弟，不正像是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所描绘的那对骗子和大臣么！我想现代艺术要是没有加缪先生这帮“大臣”们“变”的欺骗理论的指点，皇帝大人是不会裸身大街而傲示群众的，当然骗子的目的也就不会得逞。但遗憾的是这一百多年以来，那天真纯朴的孩子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是已过早地成熟？还是因谎言太多而使其失去了童心。 除了这对连体弟兄外，还有一些好心的理论家仍在千方百计地为现代派的罪恶行径辩护，他们一面说现代艺术有其“严重的局限”，却同时又用大量的篇幅以“显著的成就”为他们障目。我十分赞赏，音乐理论家约瑟夫·马克利斯先生的观点，他说：“现代文化最终获得的只能是使自己获得从地球表面毁灭的能力”。文化为什么会走向这样的结局呢？我断定这就是人们盲目思变的结果。 历来，人们只知道变的道理，却不知道“万变不离其宗”的道理。宗是什么？中国哲人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宗”就是中庸之道的核心也。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可是这一天下之正道，人间之定理，数千年过去了，结果如何呢？孔子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为何？又是孔子说得好，人因利欲所驱使，而落于网笼陷井，也无意躲避也。 因极端而弃正道，因私欲而忘定理，我想这正是“中庸之道不能月守”，人类文明必将走向尽头的根本缘故吧！ 最近一位学术界朋友提出：艺术作品应该有一张新面孔。他的这张“新面孔”论，其实在西方已被叫喊并使用了一百余年了，早已是无血无肉的面骷髅了，可是他和他的同仁们仍依然如故地对这张面孔的“新”与“变”，爱恋有余，狂呼不止。既然如此，我也就“新面孔”论，谈谈我对变的看法吧。首先，我想以人的面孔为例：一个人从诞生之日起，经幼年、童年再到少年、青年、中年、老年，面孔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着，这种变，属于自然之变。当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去与自然、走兽争夺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使用涂面、纹面、假面等手段，以娱神、以驱鬼、以猎物……这种变，属于需求之变。当人进入到一定的年龄，显现出对美的需求，人为地去进行粉面、修面、化面、整面等行为时，这种变，属于求美之变。当人因贪婪而走极端，以蒙面等伪装手段，去毁人、毁物以利自身，这种变，属于罪恶之变。当人因失去理智，一切以变为目的，不惜借助高科技之成果，制造面孔似人的机器人、电子人。更可惧者是他们还要千方百计地去为这些新人种增添唯有人才有的灵性。请各位去想一想，真到了这群有灵性的机器人种出世的那一天，我们这些血肉之躯的“万物之灵”的人类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所以，这种变属于自毁之变。 文化亦然，它也有自然之变、需求之变、求美之变、罪恶之变、毁灭之变的区别。前三类变型文化属天下之正道，人间之定理。后二类变型文化属天下之邪道，人间之歪理。人类若不行正道，不顾定理，就有如在高速车道上行驶，眼前只见私利，不管邪道和歪道，自己想什么是道什么就是道。为此，兽性大作，向着人群，向着罪恶，向着死亡，……猛冲过去，一人如此，一群死亡；一群如此，诸群死亡；诸群如此，人类死亡。这一危险的人类发展势头，已明显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可不分青红皂白的“变、变、变”的狂呼声仍然无减。 人非猪，教之故，教，文化也。尤其是当物质发展到一定高度时，以天下之正道，人间之定理去教化人；使人识善恶、辨美丑、知高低、明是非，应该说这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人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时，不能随心所欲、任意制造”（马克思语）。所以要达到教化之目的，必须首先使人对这个永远不变的“变”字，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理智的选择。 面对这一难以挽回的变的势态，台湾洪田俊先生痛心地说“人类的文明已经走向了尽头”。怎么办呢？哲人马克思说得好：“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野蛮人，当然是泛指人类的历史和传统乃至现今仍然鲜活着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那千万个土著民族的文化遗产，我想当今世界兴起的“寻根热”、“民俗热”、“回归自然热”以及“多元文化热”绝非只是人们的一时之需和走回头路。 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两次巨大的转折：一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移，二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移。这两次转型期都是人类学术文化繁华似锦的年代。在中国，两千年前第一次转型期的先秦文化，更是博大精深。思想家、文艺家如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屈子等，真可谓是“群星璀燦，蔚为大观”，既使在今天，又有几个人能真正超越他们。当然这些伟大人物的产生和出现，除了时代、传统对他们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很少以极端功利之心去制造自己的学说和作品。而是尽其所能地去为社会、民众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所以他们的作品，如屈原的骚赋、贝多芬的交响乐、达芬奇的油画，无不包含着整个时代和民族传统的智慧。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绝不是孤立的，在他的作品后面，有一个艺术家的庞大的家族和群体。所以，从他们的作品中，你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象一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片和声，艺术家才成为伟大（丹纳语）”。所以，人类的历史将永远留下对屈原、贝多芬、达•芬奇的深切记忆，而那些背叛传统和群体，不顾正道，不要定理，一切醉心于以私求变的现代派先师和徒孙们，历史早就对他们作出了严正的宣判，除了他们的连体弟兄，在已僵化了的学院灵堂为他们留下了一些瞬息即逝的祷词之外，他们什么都不会留下。 当然我并不是要否认所有的现代文化，其中也有一些可取之处。如音乐领域中的十二音体系、全方位序列、多调性、无调性、微分音及音源、音色的开发和拓宽等，对音乐的写作技巧都有过一定的积极意义。我要否认并反对的是那些违背正道与定理，专以毁灭人类文明为目的的现代派文化。 就以科技为例吧！有人说：“现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话不错，正因为它不错，所以才被所接受。但是，人们至今也未明白，“现代科技也是第一破坏力。”这不仅表现在50年代前的广岛、长崎的原子灾难中，更显现在今天整个大地、湖海、人潮以至天空宇宙之中。今后科技还必将进一步地发展，因为它对人类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毕竟要比人们朝思暮想的眼前利益更遥远一些。只有当“第一生产力”的美梦被“第一破坏力”的现实所摧毁，当人类最终必须去与自然同归于尽时才能觉醒——可是，已为时晚矣！ 所以，今天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让人们从“现代科技”、“现代文化”的正负面去分析并认识“现代与传统”、“艺术与技术”、“灵魂与躯壳”、“物质与精神”。以对比的策略去识辨并处理任何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乃至今天与明天的变的得失关系，因为对比知美丑，对比知好坏，对比知高低，对比知足贪，对比知近远得失，对比知一切，天下事无不在对比中获得真知。在人类正进入到毁灭之变的关键时刻，我想文化的唯一出路就是回到传统的正道上来，多元文化的显现亦是多元传统文化的显现，也是多元经济多元政治的显现，那种文化中心主义、经济强权主义、政治霸权主义也势必被多元文化、多元经济、多元政治所取代。 现在，人类正进入第三次伟大的历史转折期，我常听人们说“下一个世纪将是亚洲人的世纪。”但大都认为这是由于亚洲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而我却以为亚洲经济高速发展的最根本的成因还是亚洲传统文化的缘故。因为东方文化是以客体和群体为核心，而西方文化则是以主体和个体为核心。所以东方文化更接近于变的正道和定理，因此，东方文化的优势必将在下一个世纪与经济同步得到迅猛发展，新加坡的成就便可以作为一个活例。 今天，只有繁荣振兴多元文化，才是文化的唯一出路和正确的选择。鲁迅说：“越有地方特色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所以尊重地区性文化，保护地区性文化，发展地区性文化，这才能使全球文化呈现出一片百花盛开、繁华似锦的局面。 各位朋友们，让我们在“变”与不“变”的正道和定理中去寻求一条人类唯一可行的光明大道吧，每当我们提出一个“变”的设想或写出一部“新面孔”的作品时，都要认真地去想一想，当它面世以后，最终给人类带来的是什么结果？我想，只要我们人类与自然和谐，我们的理智与感情和谐，并使现实与传统和谐、个体与群体和谐，今天与明天和谐。那么，我相信这个地球就将永远地属于我们人类自己。 附：大会主席的评论 田丰先生的论文强调在探讨有关“变”的各种问题时要具备哲学和美学的雄厚基础。他对各种“主义”，尤其是所谓破坏或重建的主义进行了评价。他评论了几部当代文学、绘画和音乐作品（约翰• 凯奇）。他说当代艺术作品有一部分是有价值的，如十二音体系、多调性和无调性音乐。他富有表现力地说：“有的现代文化为了破坏人类文明而背离了正确的道路和学说，我对此持否定态度并要与此作斗争。”田丰先生还放了他的管弦乐作品《火》的录音。提问和讨论的焦点是：艺术是文化的特产并和文化紧密相连呢？还是艺术家自己导向的变化。（张明勤译）
1999年田丰在传习馆(5)
田丰在哈尼村落采风(6)
田丰在红河垤施王里亮家(7)
文/田丰 【编者按】 本文写于1995年，刊在《中国音乐》1998年01期。 （一）保存原住民文化的理论思索 人们对大气的污染、水资源的进一步恶化，似乎还比较清醒，但是谁也无力去挽回这一自毁的势头，因为人是贪婪的。至于人们对商品文化、科技文化、纯理性的文化所导致人类文化沦丧和消亡的危险进程，似乎还很不清醒，因为对贪婪的人来说，精神生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财与权的猎取，物质与生活的追求。所以我确信一体化了的地球文化形成之日，便是人类文化的消亡之时。台湾学者洪田俊先生也明确指出：“现在，人类的文明已经走向了尽头。”面对这一无法阻挡的现实，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是观望？是等待？还是像卡尔·马克思说的那样去求救于野蛮人？因为他说：“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是的，要挽救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垂死的文化，使它赋有新的生命并年轻起来，也必须从原始古朴即蛮荒的最有血肉最富感情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求出路，我看这也是当今文明世界已进入末途的文化的唯一出路。 德国学者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先生说：“不进行保存就不会有任何东西留下。”“无法想像，如果把过去时代的所有文化都销毁了，那现在的世界文化将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保存文化，尤其是保存世上近五千个土著民族的传统文化，应该成为当今世界上所有有责任感的人至高无上的义务。 人类文化的物质遗存，一经问世，就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视为珍宝，并作为权力与财富的象征，数千年来文物古董收藏鉴赏之风长盛不衰，当今世界各地那数不清的博物馆、文物店便是活证。然而，人类传统文化的精神遗存，其价值和命运直到今天也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因而，这数千年遗留下来的无价之宝一一民族传统文化精神财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一个又一个地自生自灭了。正如美国印地安博物馆的费尔特先生所说：“传统的物品只有同宗教祭祀、民族习俗等活的文化结合起来它才有灵魂，灵魂不存在了，物品本身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光辉。” 民族传统文化乃是各民族依存的前提，传统文化的消失便意味着一个民族的解体。故抢救保存和发扬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遗存，对挽救和丰富人类的文化生活，对社会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博物学乃至宗教学都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和伟大的历史意义。 （二）保存原住民文化的选点条件 原住民传统文化的精神遗存，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已频临灭绝。可喜的是，在东方，尤其是在中国的青藏、云贵高原及其周边地区仍然较好地保存着。其历史之悠久，内容之丰富，在当今世界上可谓绝无仅有。 下面我想借用朱运宽先生的几段文字来说明。“古老的云南高原是举世闻名的人类发祥地之一，孕育了丰富多彩的人类起源文化。”日本学者将云南视为“扇子骨”水系的集散地、“亚洲的水塔”、古代人类迁徙和交流的中心。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文化内涵决定其在周边区域内的主导地位。 “云南有25个土著民族，有数百个部族支系，各族都有她独特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历史演进、风俗习惯和文化艺术。” “云南各民族社会经济历史的发展极不平衡，呈现为一部人类活的社会发展史。” “云南各民族宗教信仰各异，宗教现象极为丰富，从原始巫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到天主教，一应俱全，不少民族还有各种宗教同时并存的现象。” 综上所述，我认为云南作为原住民传统文化的保护地，有其得天独厚不可取代的条件和优势。 （三）保存原住民文化的工作内容及发展规划 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是一所以保存云南25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宗旨的民办教育科研实体。它创办于1994年1月18日，现有各民族师生65名（哈尼族4名、纳西族11名、藏族2名、彝族48名）。 传习馆的工作范围： 我们要保存的并不是原住民所有的传统文化。这是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我们要保存和能够保存的，是那些具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价值的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积沉了数千年之久的原住民文化经典部分，50年代以后发展了的传统文化，不属于我们的工作范围。 传习馆的工作内容： 通过原住民自身的传承活动，口传心授、言传身教的碎琢之机的方式和方法，来保存各民族所独有的传统文化。其内容包括宗教祭祀、民风习俗、原始歌舞、口传文学、民间工艺、服饰建筑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同时，交流与研究，也是保存工作绝不可无的深化过程和工作内容。待条件成熟后，我们将邀请国内外学者专家同我馆民族师生及义务研究员相互合作，共同努力，把理论科学和田野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利用各种现代化的工具和手段，使传统文化得以全面持久地保存，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对现在和将来的巨大作用。闭关自守，不是我们保存工作的原则，与国内外学术单位、高等院校及各界同事和朋友们广为交流、促进了解、相互支持、共同奋斗是我馆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 传习馆的工作方法： 师生除了在馆内集中学习传统文化和其它文化知识之外，还必须坚持“迎进来”“送下去”的双向传承教育方式。“迎进来”即是分批地把各民族有威望的民间艺人、智者接到馆内来传授、讲学和共同生活，以便集中地、系统地把他们的知识传授给馆内师生。“送下去”就是有目的、有计划地把传习馆师生和义务研究员送到他们的家乡及周边地区作实地调查，以便让他们更深入全面了解和分析传统文化的历史遗存，并寻找当今传统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基础。 传习馆的工作原则： “求真”：即内容形式要真，情感风味要纯。 “禁变”：我们保存的是传统文化之经典，经典是不许改变的。“变”，是对传统文化的最大犯罪。具体的做法是：保持童心，还其本来面目。 传习馆的发展规划： 要使传统文化的保存工作获得最终成功，唯一的或是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建立一所“民族文化保护区”。那些在传习馆教学中有真才实学的老师，那些在传习馆获得毕业文凭的优秀学生，都将作为保护区的村民，永久地在村内从事传统文化的保存工作。 民族文化保护区由25个不同民族的村落组成，它是一所传与觉的学府，又是一个多部族的民族大家庭，它是一座活的博物馆，又是一处研究人类起源文化的研究所，同时它也是一个展演展示原住民传统文化的胜地。 保护区必须原样保存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原住民房舍、服饰、生产方式、生活环境及传统习俗等。 保护区必须和云南各乡区的民族自然村保持永久的亲属关系和血肉连系。 保护区内各原住民的传统文化必须由原住民自己去管理、去保存。保护区好似一座生产物质财富的工厂，但它生产的不是物质产品，而是原住民世代相传永不变更的精神文化产品。 保护区将向世界所有不同人种敞开大门，并热诚相待，因为云南原住民的传统文化属于全世界。为了人们对云南原住民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真实的认识、美好而深刻的感受，我们必须坚守“求真”“禁变”二原则，决不屈服于金钱的诱惑和权势的压力。因为这将伤害传统文化的纯洁性和真实性。 （四）保存工作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A、保存与保护的关系： 保存与保护是两个即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绝不可混同。 保存是让事物的性质、意义风格继续存在下去，不得损坏更不能改变。保护则是尽力照顾，使其不受或少受损害。传习馆的工作是保存，目的是要使原住民那些积淀近万年之久的传统经典文化作断代保存，使其永久地完整地存活下去。而在乡村里所能做的，只能是保护，目的是为了延缓传统的死亡，这是因为生活中的传统，在外力和内力的作用下，是必须要发展的，要发展就必须要有变化，要变化就一定会有死亡，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比如语言，过去因很少交往，歌舞中的词汇均为本族语言，今天因交往频繁，原住歌舞词汇中汉语已大量输入，许多村寨已全部采用了汉语。这就是变的必然结果。 当然我们不能因其必然死亡，就不闻不问，我们应鼓励并支持所有的保护措施，因为这样做，至少可以延缓过早的死亡，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抢救和保存传统文化。 B、保存与发展的关系 保存与发展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更不能混同。发展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过程。这里有合乎规律的微变、渐变，也有纯理性的大变，更有贪婪性的巨变。变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即使人们已卷入自毁之变的狂热巨浪之中面临灭顶之灾的危险，也绝不会使他们回头。 你想在山乡，在村寨去保存那些已很微弱了的传统文化的生命，那只能是一个美丽的幻想，因为经济的大潮和一元化了的地球文化的车轮正滚滚而来。毋需多久，传统的绿色留下的也只能是一片荒土，不论你选择的是那一个村，那一个寨，都将无法逃避这一可悲的结局。所以我们的保存策略是既要避开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势头，又要为它寻求生存的环境，让他 得到安宁并能生机勃勃地活下去。所以保存的方式也应该是多种的，我们绝不可只认定一种方法，只批准一种模式，这样做只能伤害保存工作的进程。我们应该鼓励各种有益的探索，为保存与保护工作拓开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若能这样，我相信传统文化的保存目标是能够 实现的。为此，我们绝不能因发展的必然，去反对保存的必需，也不能因保存的必需，而去否定发展的必然。 C、印尼巴厘岛模式和云南“传习馆”模式之区别 近两年来，到我馆访问的东西方学者和专家们常以巴厘岛作为传统文化保存的范例来评估和指导我馆的工作，有的甚至对我馆的工作持怀疑态度，认为传统文化毋须人为地去保存…… 今年九月，作为中国音乐界的代表，我有幸受印度尼西亚政府的邀请赴雅加达参加印尼建国50周年所举办的音乐舞蹈高峰年国际会议。会后，印度尼西亚的艺术学院院长马达•班顿博士又邀我去巴厘岛参观访问了五天，这次访问，使我对巴厘岛模式和“传习馆”模式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并坚决了我对传习馆事业的信念。因为巴厘岛的民情和云南的民情存在着极大差异。 （一）巴厘岛的民族成分较为单纯，信仰也比较统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信奉印度佛教，而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近数百个支系，民族成分极其复杂。信仰除小乘佛教、道敎、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之外，巫教、多神教亦很普遍，各奉其主，难以趋同。 （二）巴厘岛的语言及民风习俗较为统一，而云南则是隔山不同音，十里不同天，河东河西，山南山北，甚至山顶、山腰、山下语言民风也都各自相异，差别极大。 （三）巴厘岛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艺术都较为统一，而云南异彩纷呈，各领风骚。 （四）巴厘岛社会经济、历史演进较为同步，而云南各族的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极不平衡，从母系社会、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一应俱全，呈现出一部人类活的发展史。 （五）更为要紧是巴厘岛的政府行为同民族社团行为历来都是互为依存、难分彼此，而云南则截然相反，民间社团组织已趋消亡，政府行为决定一切。 综上所述，巴厘岛的传统文化的确毋须人为地去保存，因为它足以战胜所有外力的侵袭。反之，云南的传统文化虽然千姿百态、丰富异常，其内涵或许世界任何地方都难以与之匹敌，但它大多都属于小块积沉、身单力薄，难以形成与外界抗衡的整体力量，再加上文化素质偏低，对传统缺乏应有的自尊，所以外力极易侵入。目前，云南传统文化的消失与瓦解，已达到年计月计的速度，若再不全力抢救，这众多的传统文化之经典，毋需多久，必然消亡无疑，若再任其自然发展下去，那将是我们这一代人对人类历史犯下的不可饶恕的过失。 经过数年的实践和思考，初步制定了我们保存传统的具体措施和发展规划，虽然还有不少问题，但我们对它却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朋友们：等到地球一体化文化到来的时候，等到云南的原住民文化在乡间消失了的时候，等到人类因传统文化的死亡而饥渴难忍的时候，你们也用不着害怕，因为拯救人类的清泉暗流，在我们云南的原住民保护区里，在世上其它类似的保护区里正汹涌澎湃地流淌着。
1994-1999,田丰和传习馆来访者 (1)
1994年1月18日，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正式挂牌，开学典礼 (2)
1994年1月18日，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正式挂牌，开学典礼 (3)
1994年夏，刘晓津和其它记者第一次走进传习馆(4)
田丰在三道红彝族地区采风(8)
——田丰关于云南民族音乐价值和传习馆理念的对话 文 / 田丰 “经典文化”最好是通过人来保存 【编者按】 1997年，有一次在传习馆拍片，刘晓津问田丰，在他的概念里，他所说的“生活文化”和“经典文化”如何区分？ ……生活文化就是在生活里有一些习惯，一些传统的社会组织习惯、生活习惯等等，随着商业文化的发展它就要逐渐消失。但是我们讲的几千年形成的那种经典文化，比如工艺制作、绣花、 歌舞，还有祭祀所表现的历史，这些东西就应该很好的通过人来保存。通过把优秀的人集中在这里的方式，让他们传授给他们的子女，一代人一代人的去做，这个做法，虽然现在还有很多的疑虑，但这个做法我觉得至少它是创造性的。今后能不能办成，还很难说，我现在也没有能力说，我一定能办成。但是通过三年多的情况来看，得到社会上很多的肯定，保存活着的传统文化这个事没有人这样做，这个做法肯定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这是很正常。所以我想，我们是通过实践来看它将会怎么样，我还是抱有希望...... 这是对下一代人的犯罪 【编者按】 1997年6月，北京音乐采风团一行人到传习馆参观，来人全是中国正统音乐界的大腕儿，也是田丰的老朋友，与田丰事业齐肩的人：乔羽，赵季平等人，随行的还有中央台综艺节目的著名主持人刘露率领的摄制组。在这次交流中田丰如此说道： 我觉得云南的民族文化太丰富了，它的智慧远远超过我们每一个个人。所以说假如这些动态的活着的传统文化不进行保存的话，我们这一些人就是对下一代人的犯罪！因为到了下一代的时候，这些文化就消失了。我们这些老师都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他们知道传统，年轻人都不知道。所以这些事促使我要办传习馆…… 贝多芬的总谱能不能烧毁？ 【编者按】 1997年9月在安宁昆钢宾馆，田丰邀约了昆明地区的一些文化人来对建设云南民族文化保护区的构想做可行性探讨。参加这次会的，有画家姚钟华，诗人于坚，云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净，云南建筑设计院建筑设计师齐伟等10人，在这次会上，田丰讲起1994年美国周文中教授组织的国外专家考察团来传习馆参观考察的情景，再次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上次不是来了很多人吗？就是美中艺术文化交流中心邀请来的那些人，他们提出来很多很多不同的观点：第一个是传统文化没法保存，它必然要自生自灭等等一些观点。在那个会上我就提出来，我说贝多芬是不是你们的文化的代表人物？算不算你们的历史传统？他们说当然也算。我说：贝多芬的总谱能不能烧毁？他说：那不行，要保存。我说：贝多芬的东西要保存，为什么我们人民创作的就不能够保存？他说现在人是要变的。我说， 对的，是要变的。随着商品社会的发展，人的思想变化是可能的；你们西方也在变，贝多芬时代跟你们现在不一样，你们现在演奏贝多芬的作品，解释就跟贝多芬当时有所区别；但是它总谱是绝对是不能变的，总谱变了就不是贝多芬了。所以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是这样的，比如云南花腰歌舞，近一百套，这一百套已经形成了它一个固定的范围和模式，如果我们把它保存起来，通过音像，通过记录，为什么非得要它变？它变了是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们传习馆定位是在五十年代以前，保存的是在五十年代以前的那些东西，五十年代以后发展的那些，比如说现在他们那个地方已经开始唱卡拉OK了，把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乱七八糟的词结合在一块了，这个就不属于我们保存的范围…… 传习馆不是巴厘岛的模式 【编者按】 在1997年—1998年期间，云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净经常到传习馆和田丰探讨传习馆的办学思路： 郭：田老师，你的整个保护计划，是一个学校的模式，还是一个村寨的模式？ 田：既有学校的，比如它叫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但是下面又有一个云南民族文化保护区，里头有各个村落，在南、北、中方向有各种各样的建筑。 郭：你这个村子里的构想和巴厘岛是不是一样的？ 田：不一样，我有一篇文章写了《巴厘岛模式和云南传习馆模式的区别》：“……印度尼西亚艺术学院的院长班顿博士请我到巴岛参观了五天，这次访问使我对巴厘岛模式和传习馆模式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并坚定了我对传习馆工作的信念，因为巴厘岛的民情和云南的民情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第一，巴厘岛的民族成分较为统一，信仰也较单纯，90%以上的人信仰佛教；云南25个民族，近数百种支系，宗教信仰复杂：小乘佛教，藏传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巫教，多神教等等；第二，巴厘岛的语言、民风民俗较统一，而云南则是隔乡不同音，十里不同天；第三，巴厘岛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艺术都较为统一，而云南则异彩纷呈；第五，巴厘岛的政府行为同民族民间的行为历来都是互为依存，而云南的民间社团已趋消亡，政府行为决定一切…… 决对不能离开传统 【编者按】 在1997年—1998年期间，云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净经常到传习馆看望田丰，田丰这样谈及自己的音乐： 我现在正在写《屈原》，已经开始写了一部分了。因为屈原这个人是我崇拜的，他是中国历史上我最崇拜的一个人。他那种丰富的想象力，那种浪漫主义的思维方法，我认为在我们现在的作家里面，还很难有超越他的；而且他这个人非常正直，给我们留下很多东西，所以我一直想写。我在云南接触各个民族以后，我发现云南的楚国文化可能是被保存得最好的之一。比如说在屈原的作品里有很多得不到解释的问题，在云南都能得到形象的认识，比如说“背向先行”，干嘛要“背向先”？它是指在祭祀过程里，比如撒米就是退着走，这不就是“背向先”吗？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招魂”。我是楚国人，湖北人，现在招魂在我们那儿已经没有了，但是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那种招魂的场面，招魂的仪式，招魂的音乐内涵，我觉得太丰富了。如果我能通过这个东西，又用现代的技法，写出招魂的场面，那它既是屈原那个时代的东西，又是现代的东西。假如我不了解不懂得这些东西我只是凭我个人的感觉，招魂，怎么个招法？写一些曲调不三不四的。那么在这些现有的人民创作的曲调里，经过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东西里，我可以从这里进行升华，可以搞得更好。所以说，我们的作家决对不能离开传统，决对不能离开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 传统要有老人来教来传 【编者按】 1997年8月，田丰下乡到建水县坡头村，与当地干部的聊天。下面这段村干部的话，坚定了田丰做传习馆的决心。 ……有没有钱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要看这个传统有没有人来传来带。经济发展了，人跟现实跑。传统，它不是说你有了钱，传统就有了。传统的问题是：你这个族的传统要有老人来教来传，这样才能传下来。现在没有人整。为什么没有人？就是老人跟现实跑。过去一直都没有人来做这件事，这样下去老传统都要丢，全都忘了， 传不下去了。这件事很困难……现在没有人教，在学校学了人还会忘记呢！不上学几天就忘了。哈尼族传统的东西很多，对年轻人来说比较复杂。他们做好了服装不愿意穿，跟着社会跑，电视看多了，电影看多了，社会的潮流就是这个样子…… 我还怀疑你是个坏人 【编者按】 1997年11月，田丰去怒江寻找传习馆老师和学员。与原福贡县文化局长有这样一段对话。 局长：你的那个学校叫什么？ 田丰：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传授的传，学习的习。 局长：你认为我们福贡傈僳族的传统，已经快要完蛋了？还应该继续传下去，是不是？这一点不是你要考虑的问题，我认为这不属于你考虑的。 田丰：你说这个应由谁来考虑呢？ 局长：这个问题我认应该由实实在在的人民自己去考虑，你用不着去为人民考虑。 田丰：现在人们都在想着钱。 局长: 钱这个钱，没有钱你还要为他们考虑，你说你怎么考虑？只能是靠老的，就是叫我们复古了嘛，复古了以后再去发掘嘛。你这个人，社会主义把人民拉过来，你还要把人民拉回去；共产党是把我们人民往前拉，你却要把人民拉回原来的地方，叫人民重新搞那些东西。 田丰：我跟你讲我的观点：文化和经济是两个概念。你看这个法国人，他在云南跑了一圈，他任何地方（的节目）他都不要，就到传习馆去看了一下，马上就请传习馆的到法国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别人非常尊重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就是无价宝，不存在过去的就落后，现在的就高级，没有这个概念，在文化上不应这么分。在经济上生活上，大家都在提高 局长：怎么悲惨我们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用不着怕，我们相信江泽民。象你们这样稀里糊涂地乱搞，哪个都不可能……你们打着关心少数民族，研究少数民族的牌子，人民群众在这里穷得共产党每天都在扶贫，你们就不讲扶贫。拯救，拯救什么？ 田丰：（对旁人说）他这个观点就是现在一些国家干部的观点。我跟你讲，我们这是最大的扶贫，最好的扶贫，你知道吗？将来我们的学生到了那个地方以后，让他们在保护区里生活，那是最好的…… 局长：就说你们是最神秘的文化扶贫得了，最神秘的文化扶贫。但我也不相信这个是扶贫。最起码有一点是最神秘的文化侵略。 田丰：这些事情，我跟你说呀文化局长…… 局长：重要的东西已经被你们破坏了，也被你们消灭了。 田丰：被谁？ 局长：被你们这些先进民族！ 田丰：（对旁人说）他说的这个是对的。……你想我在中央乐团，跑到这里来做这个事，为什么呢？就是热爱各个民族，要把这些民族文化保护下去。 局长：好象没有这个民族，你们就生活不下去了。 田丰：不是我们生活不下去了，是我们对不起各个民族！ 局长：如果今天杨老师不在（这里），我还以为你们是江湖骗子，打着这个名义…… 田丰：我在你们云南写的东西多了，《云南风情》，《爱的足迹》，还有杨丽萍很多舞蹈的音乐。 局长：一个著名的人，来到一个混蛋家里，和混蛋谈话，到后面谈不拢，而且承受不了…… 田丰：能说这些话的人就是好人，现在坏的人不说真心话，都说假话。 局长：我还怀疑你是个坏人呢…… 一缕生机啊谁来延长它？ 【编者按】 1999年11月，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考察小组到云南作立法调查（一个正在酝酿之中的有关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法规）。他们来到传习馆参观，其中一位聂先生（曾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讲话让人听了很受震动： ……前些时在大理州举行座谈会的时候，有一个地州文化局的负责同志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当中，少数民族的文化究竟占一个什么地位？他认为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我非常同意他这个观点。这几年兴起的文化热，我觉得整体来说是好事，但是里面难免有偏颇之处：就是有一个两个关系的处理问题：一个是少数民族文化，一个就是主体民族—汉族文化，中原地区和边远地区文化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恰当的处理；就是所谓的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处理。在这个当中是有偏颇之处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更重视的是所谓上层的精英文化，更重视的是所谓主体民族的汉族的中原地区的文化。最后归纳起来，由于这个关系处理不当，最后所谓的振兴中华传统文化最后就剩下一个孔老夫子了……我有这么一个观点：现在先进国家，经济发达的国家，它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落后一些的国家，一方面进行的是文化掠夺，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民族的文化资源被它占有，因为他们有钱；另外一方面它又实行的是文化占领。现在的电影市场不被它占领了吗？电视剧市场不是被它占领了吗？上次我到云南来调查，日本人、美国人走村串户，去买我们的头饰、被饰、衣服等，在他们那里办博物馆。美国有一个博物馆，有五百件苗族服装，我们自己的博物馆里没有这样的东西，这是一个危机。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生活进步了，生活进步了以后，人们就不愿意再按传统那样的方式生活了。谁都不愿意阻挡这些民族向现代化迈进，但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两难的选择，这就是怎么既要前进又要能保住本民族传统的东西，这是个两难的选择；还有一个时间差的难度：现在了解这个东西的价值的人是少数，多数人确实是还不够了解。可是当多数人都明白的时候，了解的时候，这个东西已经没了，时间差的问题，这个问题难解决，又是一个难题。我非常同意朱主任刚才的说法，就是你们在这个时间差的当中，做了一件艰苦卓绝的开拓性的工作。时间差的这个当中，如果没有少数人做这个工作，谁来延长这个线？一缕生机啊谁来延长它？如果一旦这个线断了，等到全民族一旦都觉悟了，说这个东西太重要了，没了，哭都来不及…… 我简直是苦透了 【编者按】 田丰在传习馆期间，有很多北京音乐界的朋友来看望他，其中一次他们有这样的谈话： 田丰的老朋友：这么多年干下来，感觉到我们毕竟还是文化人，在中国的国情下，要做大一点的事，没有政府的支持，寸步难行。 田丰：是。一个美术家给我画了一幅画，他画了一幅唐·吉坷德送给了我。他觉得这个事不可能。他说他养两个儿子都够呛，现在这些人全要你养。刚来的时候全要养。不仅要供他们吃、住、行，每个月还要给他们一些补贴。都要靠我去乞讨，四处化缘来养活，所以这三年多时间（1995年后）我简直是苦透了，压力太大…… 我不想干了 【编者按】 1997年，刘晓津摄制组在拍摄田丰传习馆纪录片时，采访田丰时他这样说： ……基本上就是这些问题，就是农民的素质太低，没有把这事当成是自己应该为之自豪、为之奋斗的事业。我不是说大家，只是其中有少数人是这样，多数人还是好的。所以看来不采取一些约束性的措施，过去那种来一个就养一个的做法是不行的。这个问题别人早就说过，但是我们这里又有矛盾。矛盾是在于我们这儿办事的人太少，有这么多的事情 但谁去办呢？张老师也年纪大了，很多事拖拖拉拉的，过了就忘了，事情发生时才想起来，事情不发生就忘了。这样的事都没有办过，也没有经验。过去我从来不愿意搞这些事情。这事你办了 就必须在这儿呆着，所以自己给自己套上了枷锁，没有办法。不干也不行，干了呢困难很大。不仅内部的还有外面的，有各种各样的谣言，“田丰又不是云南人”，云南的事为什么非得只能是云南人来做？云南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排它性。云南这里的峡谷意识厉害得很！……当然了，什么事都是这样的，办得成，那当然好，尽自己的力量去办，真的办不成了，假如哪一天真的一分钱也没有了养不活了，怎么办？现在面临的问题，经费的问题是很大的，买土地我已经交了十二万，我们现在根本没有什么钱了，这些钱都是讨来的，买土地不得不交钱，不交就没有办法签字，不签字这个土地就不能属于你，所以这个问题就多了，我们自己要去挣钱，但是这个钱到哪儿去挣？ 贫困是第一大问题 【编者按】 1998年4月，荆林和田丰在改两方合作为四方合作，同时将传习馆改建为“云南民族文化有限公司”一事上产生矛盾，山林公司停止向传习馆提供每月2万5千元的生活费用，传习馆又陷入生存危机。 1998年5月《北京青年报》记者来到传习馆，田丰在接受采访时充满忧虑： 刚才讲的那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抗衡这个社会，这在我们馆现在是第一大的问题。在我们这个社会经济发展时期，人们要从贫困走向富裕，这个路程是很艰难的，而且很远，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达到目标的，这个时候，给人的思想带来的问题超过了一切。因为现在人们只是想生存（的事）所以我们要抗衡这个社会，抗衡经济上的诱惑，的确很难…… 最初的设想是，影响大了以后得到赞助支持 【编者按】 2000年2月，云南玉溪水松纸厂出资成立“云南田丰音像制作有限公司”，田丰任艺术总监。这一时期田丰和前来采访的人谈及了自己的想法： 所以现在我正在考虑，到底这个保存事业怎么做？现在还有一些新的想法。应该说它的影响还是有的，这个影响没有和经济上联系在一起（田丰传习馆师生在七年时间中曾经多次到过外演出，但都属于纯粹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在经济上没有收益）。这个就和我初期的设想有比较大的矛盾。因为我原想通过这个东西，影响大了以后，会不会得到别人多一点的赞助支持，现在看来，别人说这个重要，但真正拿出钱来的人，包括国内外的人，都是很少的，所以这个做法还是困难。现在正在想一个办法，比如这次香港的学生来，这个事情对我启发比较大，我想是不是可以比如在红河地区，大理地区办一些分校，短期的学习三个月，我们把一些老的民间艺人弄到那里，专门教那些传统的东西，这样效益比较高，这样反过来对我们保护区的开发和发展会不会好一些？因为这个东西目前都是在摸索，这些都是事先想不到的……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2000年5月，昆明市中级法院开庭宣判，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败诉。有记者打电话关心此事，田丰情绪激烈地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准备好了去做牢”。 2000年11月，田丰因身体一直持续低烧在昆明住院，同年12月转住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很快被确症为肺癌晚期。此时田丰还不知自已的病情，在2001年春节他还急着要出院，要回昆明，说“有事要做”。
1994年8月，女性大世界主编先燕云与十余个媒体人到采访田丰传习馆(1)
1995年，田丰和传习馆来访者 (2)
田丰出访欧洲(3)
田丰在红河垤施与艺人王里亮交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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