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元阳麻栗寨:贝马与哈吧

元阳梯田景区的麻栗寨,出身贝马世家的李卫明也是哈吧歌手。哈尼的歌唱,讲述历史、人生与哲学的哈吧,有十二方面,也即十二奴局。



第5站,元阳麻栗寨,3月26日。


“没有雾,山谷填不满”


在金平龙凤村,我们住街上小饭馆二楼的简易旅馆。一夜的雨,让我们倍感焦虑,生出了某种唐诗宋词里的愁绪。倒不是矫情,而是十年怕井绳的心理阴影。在红河两岸的行走,一旦小雨,一堵堵的泥巴,都会到公路上欢迎你。于是,第二天我们果断放弃继续在这里见识他们如何打猎的念头,仓皇离开,都来不及告别。


路上我们焦急,当地人却兴奋。我们看到有人骑着摩托,带着捞鱼的网纷纷朝河谷赶去:水涨了,捞鱼的时候到了。但雨后的危险,并不是幻觉。后来,我们接到陈小华微信,他说他骑摩托把脑袋摔开花了。


雨一下,山谷的雾就升起来。同在哀牢山的红河(县)垤施彝族人形容此情景,“没有雾,山谷填不满”。在金平,一路上还有峡谷飘荡的雾可看,但进入元阳梯田景区时,整个上头都在雨雾的笼罩,再无风景可言。


50.webp.jpg

|去麻栗寨路上,开始雾还比较淡的时候,公路边小块的梯田勉强可见

我们要去拜访的哈尼族歌手李卫明,住麻栗寨,可以从手机导航上找到这个地方。但还没到寨子,就被人拦下。麻栗寨已是旅游景区,看是外地车辆,他们都以为我们是游客。门票一人一百;但我们又真不是冲着梯田而来,所以下车解释。最后是给李卫明老师打电话,那边家里等着我们吃晚饭的几位,也轮番跟电话里的工作人员沟通,不知道说了什么,但多半是给我们安排一个什么身份,然后,我们顺利通过,没交一分钱。


在云南各地出差,无意中进入景区,被收门票这事,我们是头一回遇到。见面后,李卫明他们几个,对门票这事也颇为上心,大概解决这件事,算是我们的“共同经历”,于增进互相的感情有益。他们谈兴所至,还为我们长久解决“逃票”问题,指明了方向。


“下次来,你们就说是这个地方人。”不会说哈尼话,不是明摆着说谎?“说我小小就出门了,好多年了,都忘了哈尼话。”哈尼族的角色扮演,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我是外地的,娶了这里的媳妇,回来看亲戚”。


我们真是打算还要去,但不一定化妆成本地人。如果没有雾,这里一路的风景,肯定也值那点门票钱。网上有麻栗寨的风光介绍,评价很高:


“红河元阳麻栗寨梯田位于元阳新街镇以东14公里。这里是元阳梯田中拍摄夜景最好的地方。到了3月以后,在这里拍日落比坝达、麻栗后寨山都好。”


“麻栗寨景区梯田面积大、壮观、线条美、立体感强。”


51.webp.jpg

|雾中行车

对这种雾中的造访,我们是一点都不陌生,并且感觉到贪了小便宜后,还有中国人常有的那种喜悦。进入景区,上述的立体感、夕阳中的风景,我们统统都没有见到。我们可以看到的最远的距离,就是公路边的田埂,以及间或从雾中缓缓逼近的学生身影。



    贝马传人


     一路摸索着到麻栗寨李卫明老师家时,已是下午6点。他家的晚饭已经做好,热了又热。


一同吃晚饭的,有几位陌生面孔。他们都是李老师的亲戚朋友。其中一位,问明身份,我们叫他李叔,他是从这里出去的青年画家李瑞的父亲。他听说我们要来,专门从建水回到麻栗寨的老家陪同。2015年,在李瑞和他父亲的帮助下,李卫明和另一个村子的郭文玉参加了源生坊主办的艺术节,所以,得知我们要回访,跟孩子们生活在建水多年的李叔,又回到麻栗寨。


麻栗寨整个村子都在建设,政府为了预定的脱贫目标,每家资助3万,鼓励他们盖新式洋楼。李卫明老师家也不例外。所以,接待我们的地方,都还是一个临时住所;而这种体验,让我们随后的聊天,缺乏采访的仪式感,倒有随时融入身后那片自然的错觉。


等我们坐定,吃喝一番,渐渐从刚才旅途的迷雾中摆脱出来时,我们开始进入哈尼族文化的主题。但是,随着聊天的深入,我们发现,这次对麻栗寨的探访,最大的阻拦,不是景区的围栏,也不是比景区规划更大更严密的浓雾,而是那些下酒的聊天中涉及到的一时难消化的语言和文化。


52.webp.jpg

|据王清华先生的《凝视山神的脸谱》一书讲述,在上世纪80年代,元阳村寨里,经常有很多机会见识男女对歌。他们在屋子里唱,没有光,也不报姓名,全凭声音判断。有一次,有一个嗓音特别好的姑娘,拉着他的手开始唱歌。从手腕上的金属表推断出他是一个有身份的外地人,所以开头就来了这一段。关于这位歌手,后续还有故事。当时乡村聚会很多,个个都是“蒙面歌王”

我们聊村子的历史,这点基本没障碍。这个村子,有4姓人家,差不多同时来,至今有15代。“李家老祖宗,生了七个儿子”。现在繁衍了几百家,仅这个寨子就超过100多家。梯田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开垦的。


聊梯田的稻种的更替,并不时时机的赞美我们正在吃的白米饭。梯田对他们来说,不是风景,而是一年的主粮来源。李老师家一年产一千七八百斤(市斤,这里不是公斤制),足够一家三四口人吃。


“土地少,人口多”。在建水开旅馆,见过不少世面的李叔用现代眼光总结村子的状况。


他们口中的寨子(应该包含了几个村小组),有800多户,透过可怜的能见度,我们依然能够感觉浓雾笼罩的这个地方,建筑稠密得像城市的城中村。


“小伙子到处去打工。”李叔接着这个逻辑说。


说起年轻人的问题,自然让我们几乎本能的问及乡村音乐歌舞的传承。我们知道,这是云南乡村症结所在,不知道这里情况如何。


为把这个问题讲得清楚,我们以身边一位看上去稍显年轻的人为例。“比如,像他这样的以前学过吗?”


“他学过了,学不会。一般最年轻的,就是我这样的了。比我年轻的没得了。”李卫明老师1966年生,51岁。而学过没学会的人,也40多岁。


52.webp (1).jpg

|元阳麻栗寨哈尼族男孩

以我们对云南的了解,1966年之后出生的人,如果不是因为有别的机缘,很少能够成为优秀的民族文化继承者。因为音乐歌舞的传习,跟年龄和时代紧密相关,两个因素错过任何一个,都可能留下缺憾。中国80年代,有过差不多10年的民间文化的复苏(或者“复兴”),在这十来年间,没有学成的,乡村就不再有机会(至少在2005年国家推行“非遗”保护之前普遍如此)。


麻栗寨和李卫明老师的情况,既符合我们的预判,有多少有些例外。“他爷爷是老贝马。”在边上的李叔似乎明白我们的疑问,讲述了李卫明老师的家学渊源。贝马,通俗讲就是哈尼族的祭师,有些文献也写成“摩匹”。


贝马很多是家传,李卫明老师的爷爷、父亲都是贝马,所以他很小就能够有机会接近这套传承。但贝马也通过师徒传承。在元阳的东部另外一个哈尼支系的村寨里,我们曾见过这样的例子。一个年轻贝马给我们展示师傅传下来的历史久远的法器。麻栗寨现在情况也如此,前面提到没有学会歌舞的青年,就跟李老师贝马徒弟之一(所以,也被叫来跟我们见面),据他介绍,他教了“三四个徒弟”——是三个,还是四个?没有问题。这种不确定,或许也说明目前师生的关系不够稳固)。


我们很好奇李卫明老师的贝马,是否被纳入政府的“四级”保护体系。“李老师是传承人吗?”后来听录音,我们发现,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准确回答。边上的李叔说,县上和州上都去过,而李卫明老师那头则没有回应,录音里面的回应,是咕咚咕咚的水烟筒声音。后来网络上搜寻一番,无论哪一级的传承人里,都没有找到李卫明老师的名字。


我们的聊天越来越深入,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就越显得是一个障碍。涉及贝马的话题,李老师有些话语,我们开始听不懂了。前面我们还问及这里是否有会乐器的人,但烟筒吸罢,李老师突然就转到了死人的问题上来。


53.webp.jpg

|李卫明老说,在灵前“跺”一晚上的仪式大概就是这个

“我们这里,死一个人,拿根竹筒,像这样跺,要跺到天亮。”“你说一句多跺一下。”


突然就冒出这句,我们有点不好招架。尤其是里面“死”、“竹筒”、“跺”这样的词汇,李老师用夹带哈尼语口音的元阳方言,在烟筒声、筷子声中说出来时,还是有些不太能听清楚。

吸了两口烟筒,再咳嗽一声后,李老师接着慢悠悠的说,“我们这个民族,死人的时候,贝马拿xx跺这个你们有没有见过?没有见过?今晚上有一家跺,我领你们去瞧一下。”


“可以啊”我们异口同声地应道。这倒是意料之外的事,葬礼我们也碰到过几回,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民族传统与仪式,最看得到坚守的地方。所以,尽管挑战一定很大,但我们确实也想去见见。


随后,李老师东一句西一句补齐了这个有老人过去的哈尼人家的情况。是他的妹妹的丈夫家(女性老人去世),在几里外另外的村子,李老师家作为亲戚,要去上祭(好像还提到上祭是用一头香猪)。


       葬礼后来我们见到了。但是结果是,不仅没有增进知识,反而让我们对哈尼文化的已有的认知轮廓,越来越模糊。


54.webp.jpg

|葬礼上的年轻人,可能好些是专门为这台事回来



   

哈吧:讲不完 的道理与故事

距离那家请贝马念经的仪式,还有1个多小时。我们围绕杯盘狼藉的桌子,继续聊哈尼族的问题。


已经开了局,后面我们引导的话题,就越来越深奥了。


2015年,我们认识李卫明,是他很能唱哈尼族古歌。他唱了一首《祭神树》,是关于哈尼族历法的起源神话。


我们拙劣地抛砖引玉,“你唱的那棵树……”。猛吸两口烟筒后,李老师接下这个话题。“以前!”他重重地说了这个词后,稍作停顿。“一年有几天,一年有几个月,还认不得。今天是哪样日子,是属龙,还是属虎,是怎么分出来的。这个是有一棵树在那里摆出来。”


李老师说话,并不都是这样一板一眼,清晰明了。接近着,他就很快速的,仿佛换了一个语气,又说了点别的。说了什么,我们听不懂了,就像过去听磁带录音机时,机械故障的情形。


55.webp.jpg

|李卫明老师开始唱

虽然似懂非懂,但我们不能表露出来。趁李老师吸烟筒的时间,我们自己像自言自语一样的说了我们自己对这个歌的理解。然后,看到李老师要说,我们又立即闭嘴。


“以前没得这个年月,庄稼下不克(去)。后首,这棵大树,就慢慢分,树尖有12个,一年就有12个月。”“那个叶子,有366叶,一年就有366叶,这哈润月就有366叶,平月就有365叶。”


清晰地说完这段,他又接着快速而含混的说了一句话,似乎是补充和阐释,但因为听不懂,反倒又把我们拉回到迷糊。


“那个树根有13根,那个13根……”


他接着说的话,被碗筷的声音和边上插话混入,就没有听清。但李老师已经说完,他接着吸他的烟筒。边上,李叔帮着解释。他的语言我们最能明白,但涉及“13根”,他声音也变得像自言自语,逻辑再也无法理清。


当然,这有我们认知的问题。“366叶”,或者“叶”这样字,我们听了,还能自动消化,但“13根”,就实在没有这种知识储备。所以,话题到此,我们不敢接下去。


后来,我们查阅哈尼族的民间故事、“史诗”,说到有类似的故事——但并不完全相同。至于“13根”树根,作何解释,也没有见到学者的解释。


在《哈尼族民间史诗:十二奴局》一书中,第四个故事“阿资资斗”(哈尼话叫“砍树计日”),就提到了同样功能的树。这棵树,是“尖收”这位哈尼族女性的拐杖变成,一度遮蔽了日夜。最后被砍倒后,人们从它身上得到了历法的启示。


尖收这位女性的故事,我们艺术节上,元阳另外一个村子的歌手郭文玉也唱过。在源生坊出版的《山野遗音》里,被写作“简收”。但郭文玉唱述的简收,除了流浪的情节外,很多也不在《哈尼族民间史诗:十二奴局》(1989年出版)这个版本里面。盖这个版本,是出自红河县的哈尼族民间歌手,而非元阳。加上时代因素造成的异变,我们才看到不同的版本。


关于“十二奴局”,哈尼研究学者多有提及。奴局是哈尼语“路子”的意思,十二奴局就是史诗的12个方向或主题。从《哈尼族民间史诗:十二奴局》看,大体涉及天体自然、人类发展、哈尼族历史与迁徙、历法计算、四时节令、农事活动、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等等。


李卫明老师唱的《祭神树》、郭文玉唱的《杜玛简收》,以及我们后来拜访的绿春哈尼族艺人李为沙唱的《四季生产调》,都在上述“十二奴局”的范畴。甚至,晚上我们去参加葬礼,他们围着桌子唱了几个小时的内容,也在“十二奴局”里面。只是,跟他们聊天时,“十二奴局”这个词,始终无人提及。不知原因是什么,或许是我们接触到的这一辈人,已经很难完整演绎十二奴局了?


熟悉哈尼音乐的云南学者李元庆先生,上世纪90年代初写过一篇讨论哈尼族“哈巴”音乐的文章(《哈尼族研究文集》,1991年)。文中把“十二奴局”放在一个更大的歌舞传统中去考察。


李元庆提到,哈尼族的民歌,大致有两大类。一类是山上唱的山歌、情歌“阿茨”,另一类就是讲道理、讲故事的“哈吧”。“十二奴局”,就属于哈吧,通常逢年过节、盖房起屋、婚丧嫁娶等等时候唱。


十二奴局,只是哈吧这种歌唱类别的大体内容方向,事实上,每一个具体的奴局,内部还可以分为若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段落。就是“大路子”下面有“小路子”,而这些十二奴局下的小路子,习惯上也叫“哈吧”(据说有“七十二哈吧”)。而专门从事讲道理和讲故事(即唱哈吧)的,就是贝马。


李元庆先生这个视角,对我们理解今天各种版本的哈尼族古歌,比较有启发。已经整理出版的《哈尼族民间史诗:十二奴局》这样的书,只是今天了解活态传承的哈吧的一个参考,而非完整的记录。


56.webp.jpg

|正在歌唱的老人

李元庆先生还提到哈巴的演唱形式。


“两人对歌,则一问一答,听众伴唱。这时,唱什么内容往往取决于开头的一方。在选定了对歌的大范围之后,开始盘问的一方,就把这一范围的内容分成许多短小的歌节,分段问来,另一方就分段对答。以这种对答的方式叙述某件事情,说明某种道理。每问完和答完一小段,听众就助兴加入伴唱。对答一段或几段之后,或由主人向歌手敬酒加菜,或者歌手之间、歌手和餐桌上的听众之间相互放酒致意……”


哈巴对唱这个情形,跟我们在元阳的见闻,比较接近。


在李卫明老师家的餐桌上,他提前给我们普及葬礼上的知识,说贝马们会对歌,而对歌的形式,就很类似李元庆先生说的这种哈巴对唱。


李卫明老师,拿起筷子给我们举例。“这双筷子从哪里?我先唱这句话。”他又指着碗说,“这个碗从哪里来?这个碗很重要,没有它,我们办不了今天的事。”对歌的一方则要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


类似的追问还很多。小到“酒是哪个发明的”(当问及究竟谁发明了酒,李老师又给我们讲了一个似懂非懂的故事),大到天地是怎么出来的,年月日(历法)怎么来的,还有天上9个太阳怎么回事,人先是不会死,后来人为什么会死,最早死的是哪一个,人可以活多少岁等等。谈到人有死亡这个事情,李卫明老师的语言,就跟这个道理一样晦涩难懂。这个话题,他讲了好几分钟,从讲这个故事的场景观察,里面的情节应该很是曲折(当然也很跳跃),但越是如此,越难明白。甚至一度,有一种印象,似乎是只有把死亡历史问题(好像是意外的错误造成)这个问题讲清楚,死者才能安心地走?


这种对唱,用李卫明老师的话,要两个聪明人才对得起来。但对,或者问答的形式,只是套路。有这样一个套路,那些既定的神话、历史、知识和道理,才能够跟当下的情景结合。李老师还进一步举例。


57.webp.jpg

|李卫明老师和同桌的哈吧演唱者,他们会围绕去世的老人,唱一晚上

比如,结婚的场合。开头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然后开始讲到结婚,讲到钱,然后每一个主题,都可以延展出各自的道理,或故事。死人的场合,也同样道理,借这个场合,回顾人类死亡的历史。


尽管套路如此,但实际的演绎,又多少有些区别。晚上我们参观葬礼。进门时,一栋小楼房的一楼,摆放着棺材,但棺材放的位置,靠左边的墙,而长明灯也是供奉在里墙的一侧,没有那种装饰华丽的灵堂,棺木以十分素颜的形式,暴露在任何进屋的人面前,缺乏庄重感。


二楼摆了桌子,李卫明老师他们坐定之后,陆续上菜。菜先上的是整鸡、整鱼,用筷子担在碗上,像是祭品。很快其他菜品上满一桌丰盛,“小康”生活的直观展示。几桌老人,围坐坐定,摆出吃饭的姿势,却无人动筷。这是很诡异的吃饭。二楼的仪式的中心,就是李卫明老师那桌,他们在快9点的时候,开始唱歌。然后一直持续到10点。


58.webp.jpg

|葬礼上拍摄的源生坊工作人员信卫波

他们唱的内容,应该就是讲道理了。哪些涉及死者,哪些涉及人类死亡宿命,我们是根本弄不懂。而且,连“提问者”是谁也在这个嘈杂的环境里分辨不出来。倒像是一个人不紧不慢的唱下去,然后唱到某个地方,一桌的人,跟着合上一句——李元庆先生文章里说,这是伴唱部分,唱词是“萨——萨”。一个人唱的时长,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唱完之后另一个接着唱。这个过程,读我们这种听不懂歌词的人来说,十分漫长。


那座歌手,包括一位穿着盛装的妇女,和一位穿着黄色制服、唱歌习惯左手捂着耳根的清瘦老人。李卫明老师也唱了,不知道他是以什么角色唱的(是亲戚,还是贝马)。


房间的其他部分,人来人往,与唱歌的似乎也没有太多关系,但又似乎有些关系。大家都很平静,直到10点过,人越来越多,并且出现几个背着背篓的妇女时,今天的仪式才似乎出现转折。她们背篓里装的都是打包好的食物。见者有份。但给我们的没有打开看,也不知道后来弄到哪里去了。

59.webp.jpg

|要分法的食物,它们显然出产自山坡下的梯田

60.webp.jpg

|但更受欢迎的可能是那些有塑料包装的某些人眼中的“垃圾食品”

参观这次葬礼,有一个插曲。在快结束时,一个管事模样的青年人,过来问我们是做什么的,有没有证件,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




祭龙的地方性知识


葬礼虽然难得一见,但在麻栗寨,我们有抓到一点什么的感觉,却是在听到“祭龙”和“六月年”等习俗后。


祭龙是云南南部很多民族共有的习俗,但麻栗寨的祭龙,与邻近其他地区,比如我们熟悉的红河县垤施的就很多不同。在垤施,祭龙的时间是农历正月,而在这里是农历二月;垤施的祭龙,有去偷别寨的龙树根的习俗,而这里没有;祭龙在垤施以村寨为单位,但这里则以宗族为单位。


祭龙以宗族为单位,这点耐人寻味。如果再比较“六月年”,此地祭龙的功能就更突出。


麻栗寨有4姓人,祭龙时,各家有自己的龙树和水井,大小龙头,也各自有。李卫明老师就是李家的龙头。但过“六月年”,4姓人就要合在一起过,水井只有一个,龙头也只有大小两个——李卫明老师也是其中的一个。


李卫明老师介绍时,似乎也强调了两者功能区别。说祭龙是祈求子孙发展,而过六月年则是祈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此外,两者祭祀采用的祭品,也有区别。六月年要杀牛——传说以前是杀人,而祭龙则要杀猪,杀鸡。


再具体到每个仪式,也分祭品也分不同情形。比如,祭龙有叫魂的仪式,但这个仪式,是三年两头叫。于是,不叫魂的那一年和叫魂的那一年祭品上就不同。祭品的套餐,在一头大猪,小头小猪,三只鸡上选,李老师如数家珍,我们听了脑子里一片混乱,只有一群小动物忙碌的身影。


在麻栗寨的探访,我们只是听故事的人。很多仪式、活动,乃至生活,我们都不能接触,即使接触,仓促间也难得有头绪。但无论了解是否足够深入,有一点是肯定——今天的麻栗寨乃至元阳地区哈尼族音乐歌舞,跟别处一样有失传的危机。


我们在餐桌上聊天时,提到《祭神树》,当话题转到传承时,听到的答案并不意外——这首古歌,李卫明老师教过,但学生没有学会。


“为什么那么难学?”我们问边上李卫明老师的学生。

59.webp (1).jpg

|在葬礼上,陪着我们的麻栗寨哈尼青年,是李卫明老师的学生

“什么文字根基都没有,什么话都要记在这个心里。”


这大概是古歌的共同命运。源生坊在红河县垤施传承《种天种地》(也类似哈尼的历法起源神话)时,就遇到这种问题,而且因为很多语词,跟现代民族语言不同,所以,除了死记似乎没有别的捷径。


李卫明老师补充说,“只有有头脑的人才全部学得会,一般人,十个二十个学,学会的只有一两个。”


古歌如此,山歌情歌情况又如何?这次在麻栗寨我们没有深入这个问题。但读过云南学者王清华写的《凝视山神的脸谱——神奇的红河哈尼族梯田文化》后,我们觉得上世纪80年代元阳那个美好的歌舞时代,恐怕一去不复返了。




主编:刘晓津

采访:信卫波 龙成鹏

撰文:龙成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