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元阳麻栗寨：贝马与哈吧

元阳梯田景区的麻栗寨，出身贝马世家的李卫明也是哈吧歌手。哈尼的歌唱，讲述历史、人生与哲学的哈吧，有十二方面，也即十二奴局。

第5站，元阳麻栗寨，3月26日。

“没有雾，山谷填不满”

在金平龙凤村，我们住街上小饭馆二楼的简易旅馆。一夜的雨，让我们倍感焦虑，生出了某种唐诗宋词里的愁绪。倒不是矫情，而是十年怕井绳的心理阴影。在红河两岸的行走，一旦小雨，一堵堵的泥巴，都会到公路上欢迎你。于是，第二天我们果断放弃继续在这里见识他们如何打猎的念头，仓皇离开，都来不及告别。

路上我们焦急，当地人却兴奋。我们看到有人骑着摩托，带着捞鱼的网纷纷朝河谷赶去：水涨了，捞鱼的时候到了。但雨后的危险，并不是幻觉。后来，我们接到陈小华微信，他说他骑摩托把脑袋摔开花了。

雨一下，山谷的雾就升起来。同在哀牢山的红河（县）垤施彝族人形容此情景，“没有雾，山谷填不满”。在金平，一路上还有峡谷飘荡的雾可看，但进入元阳梯田景区时，整个上头都在雨雾的笼罩，再无风景可言。

|去麻栗寨路上，开始雾还比较淡的时候，公路边小块的梯田勉强可见

我们要去拜访的哈尼族歌手李卫明，住麻栗寨，可以从手机导航上找到这个地方。但还没到寨子，就被人拦下。麻栗寨已是旅游景区，看是外地车辆，他们都以为我们是游客。门票一人一百；但我们又真不是冲着梯田而来，所以下车解释。最后是给李卫明老师打电话，那边家里等着我们吃晚饭的几位，也轮番跟电话里的工作人员沟通，不知道说了什么，但多半是给我们安排一个什么身份，然后，我们顺利通过，没交一分钱。

在云南各地出差，无意中进入景区，被收门票这事，我们是头一回遇到。见面后，李卫明他们几个，对门票这事也颇为上心，大概解决这件事，算是我们的“共同经历”，于增进互相的感情有益。他们谈兴所至，还为我们长久解决“逃票”问题，指明了方向。

“下次来，你们就说是这个地方人。”不会说哈尼话，不是明摆着说谎？“说我小小就出门了，好多年了，都忘了哈尼话。”哈尼族的角色扮演，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我是外地的，娶了这里的媳妇，回来看亲戚”。

我们真是打算还要去，但不一定化妆成本地人。如果没有雾，这里一路的风景，肯定也值那点门票钱。网上有麻栗寨的风光介绍，评价很高：

“红河元阳麻栗寨梯田位于元阳新街镇以东14公里。这里是元阳梯田中拍摄夜景最好的地方。到了3月以后，在这里拍日落比坝达、麻栗后寨山都好。”

“麻栗寨景区梯田面积大、壮观、线条美、立体感强。”

|雾中行车

对这种雾中的造访，我们是一点都不陌生，并且感觉到贪了小便宜后，还有中国人常有的那种喜悦。进入景区，上述的立体感、夕阳中的风景，我们统统都没有见到。我们可以看到的最远的距离，就是公路边的田埂，以及间或从雾中缓缓逼近的学生身影。

    贝马传人

     一路摸索着到麻栗寨李卫明老师家时，已是下午6点。他家的晚饭已经做好，热了又热。

一同吃晚饭的，有几位陌生面孔。他们都是李老师的亲戚朋友。其中一位，问明身份，我们叫他李叔，他是从这里出去的青年画家李瑞的父亲。他听说我们要来，专门从建水回到麻栗寨的老家陪同。2015年，在李瑞和他父亲的帮助下，李卫明和另一个村子的郭文玉参加了源生坊主办的艺术节，所以，得知我们要回访，跟孩子们生活在建水多年的李叔，又回到麻栗寨。

麻栗寨整个村子都在建设，政府为了预定的脱贫目标，每家资助3万，鼓励他们盖新式洋楼。李卫明老师家也不例外。所以，接待我们的地方，都还是一个临时住所；而这种体验，让我们随后的聊天，缺乏采访的仪式感，倒有随时融入身后那片自然的错觉。

等我们坐定，吃喝一番，渐渐从刚才旅途的迷雾中摆脱出来时，我们开始进入哈尼族文化的主题。但是，随着聊天的深入，我们发现，这次对麻栗寨的探访，最大的阻拦，不是景区的围栏，也不是比景区规划更大更严密的浓雾，而是那些下酒的聊天中涉及到的一时难消化的语言和文化。

|据王清华先生的《凝视山神的脸谱》一书讲述，在上世纪80年代，元阳村寨里，经常有很多机会见识男女对歌。他们在屋子里唱，没有光，也不报姓名，全凭声音判断。有一次，有一个嗓音特别好的姑娘，拉着他的手开始唱歌。从手腕上的金属表推断出他是一个有身份的外地人，所以开头就来了这一段。关于这位歌手，后续还有故事。当时乡村聚会很多，个个都是“蒙面歌王”

我们聊村子的历史，这点基本没障碍。这个村子，有4姓人家，差不多同时来，至今有15代。“李家老祖宗，生了七个儿子”。现在繁衍了几百家，仅这个寨子就超过100多家。梯田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开垦的。

聊梯田的稻种的更替，并不时时机的赞美我们正在吃的白米饭。梯田对他们来说，不是风景，而是一年的主粮来源。李老师家一年产一千七八百斤（市斤，这里不是公斤制），足够一家三四口人吃。

“土地少，人口多”。在建水开旅馆，见过不少世面的李叔用现代眼光总结村子的状况。

他们口中的寨子（应该包含了几个村小组），有800多户，透过可怜的能见度，我们依然能够感觉浓雾笼罩的这个地方，建筑稠密得像城市的城中村。

“小伙子到处去打工。”李叔接着这个逻辑说。

说起年轻人的问题，自然让我们几乎本能的问及乡村音乐歌舞的传承。我们知道，这是云南乡村症结所在，不知道这里情况如何。

为把这个问题讲得清楚，我们以身边一位看上去稍显年轻的人为例。“比如，像他这样的以前学过吗？”

“他学过了，学不会。一般最年轻的，就是我这样的了。比我年轻的没得了。”李卫明老师1966年生，51岁。而学过没学会的人，也40多岁。

|元阳麻栗寨哈尼族男孩

以我们对云南的了解，1966年之后出生的人，如果不是因为有别的机缘，很少能够成为优秀的民族文化继承者。因为音乐歌舞的传习，跟年龄和时代紧密相关，两个因素错过任何一个，都可能留下缺憾。中国80年代，有过差不多10年的民间文化的复苏（或者“复兴”），在这十来年间，没有学成的，乡村就不再有机会（至少在2005年国家推行“非遗”保护之前普遍如此）。

麻栗寨和李卫明老师的情况，既符合我们的预判，有多少有些例外。“他爷爷是老贝马。”在边上的李叔似乎明白我们的疑问，讲述了李卫明老师的家学渊源。贝马，通俗讲就是哈尼族的祭师，有些文献也写成“摩匹”。

贝马很多是家传，李卫明老师的爷爷、父亲都是贝马，所以他很小就能够有机会接近这套传承。但贝马也通过师徒传承。在元阳的东部另外一个哈尼支系的村寨里，我们曾见过这样的例子。一个年轻贝马给我们展示师傅传下来的历史久远的法器。麻栗寨现在情况也如此，前面提到没有学会歌舞的青年，就跟李老师贝马徒弟之一（所以，也被叫来跟我们见面），据他介绍，他教了“三四个徒弟”——是三个，还是四个？没有问题。这种不确定，或许也说明目前师生的关系不够稳固）。

我们很好奇李卫明老师的贝马，是否被纳入政府的“四级”保护体系。“李老师是传承人吗？”后来听录音，我们发现，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准确回答。边上的李叔说，县上和州上都去过，而李卫明老师那头则没有回应，录音里面的回应，是咕咚咕咚的水烟筒声音。后来网络上搜寻一番，无论哪一级的传承人里，都没有找到李卫明老师的名字。

我们的聊天越来越深入，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就越显得是一个障碍。涉及贝马的话题，李老师有些话语，我们开始听不懂了。前面我们还问及这里是否有会乐器的人，但烟筒吸罢，李老师突然就转到了死人的问题上来。

|李卫明老说，在灵前“跺”一晚上的仪式大概就是这个

“我们这里，死一个人，拿根竹筒，像这样跺，要跺到天亮。”“你说一句多跺一下。”

突然就冒出这句，我们有点不好招架。尤其是里面“死”、“竹筒”、“跺”这样的词汇，李老师用夹带哈尼语口音的元阳方言，在烟筒声、筷子声中说出来时，还是有些不太能听清楚。

吸了两口烟筒，再咳嗽一声后，李老师接着慢悠悠的说，“我们这个民族，死人的时候，贝马拿xx跺这个你们有没有见过？没有见过？今晚上有一家跺，我领你们去瞧一下。”

“可以啊”我们异口同声地应道。这倒是意料之外的事，葬礼我们也碰到过几回，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民族传统与仪式，最看得到坚守的地方。所以，尽管挑战一定很大，但我们确实也想去见见。

随后，李老师东一句西一句补齐了这个有老人过去的哈尼人家的情况。是他的妹妹的丈夫家（女性老人去世），在几里外另外的村子，李老师家作为亲戚，要去上祭（好像还提到上祭是用一头香猪）。

       葬礼后来我们见到了。但是结果是，不仅没有增进知识，反而让我们对哈尼文化的已有的认知轮廓，越来越模糊。

|葬礼上的年轻人，可能好些是专门为这台事回来

哈吧：讲不完 的道理与故事

距离那家请贝马念经的仪式，还有1个多小时。我们围绕杯盘狼藉的桌子，继续聊哈尼族的问题。

已经开了局，后面我们引导的话题，就越来越深奥了。

2015年，我们认识李卫明，是他很能唱哈尼族古歌。他唱了一首《祭神树》，是关于哈尼族历法的起源神话。

我们拙劣地抛砖引玉，“你唱的那棵树……”。猛吸两口烟筒后，李老师接下这个话题。“以前！”他重重地说了这个词后，稍作停顿。“一年有几天，一年有几个月，还认不得。今天是哪样日子，是属龙，还是属虎，是怎么分出来的。这个是有一棵树在那里摆出来。”

李老师说话，并不都是这样一板一眼，清晰明了。接近着，他就很快速的，仿佛换了一个语气，又说了点别的。说了什么，我们听不懂了，就像过去听磁带录音机时，机械故障的情形。

|李卫明老师开始唱

虽然似懂非懂，但我们不能表露出来。趁李老师吸烟筒的时间，我们自己像自言自语一样的说了我们自己对这个歌的理解。然后，看到李老师要说，我们又立即闭嘴。

“以前没得这个年月，庄稼下不克（去）。后首，这棵大树，就慢慢分，树尖有12个，一年就有12个月。”“那个叶子，有366叶，一年就有366叶，这哈润月就有366叶，平月就有365叶。”

清晰地说完这段，他又接着快速而含混的说了一句话，似乎是补充和阐释，但因为听不懂，反倒又把我们拉回到迷糊。

“那个树根有13根，那个13根……”

他接着说的话，被碗筷的声音和边上插话混入，就没有听清。但李老师已经说完，他接着吸他的烟筒。边上，李叔帮着解释。他的语言我们最能明白，但涉及“13根”，他声音也变得像自言自语，逻辑再也无法理清。

当然，这有我们认知的问题。“366叶”，或者“叶”这样字，我们听了，还能自动消化，但“13根”，就实在没有这种知识储备。所以，话题到此，我们不敢接下去。

后来，我们查阅哈尼族的民间故事、“史诗”，说到有类似的故事——但并不完全相同。至于“13根”树根，作何解释，也没有见到学者的解释。

在《哈尼族民间史诗：十二奴局》一书中，第四个故事“阿资资斗”（哈尼话叫“砍树计日”），就提到了同样功能的树。这棵树，是“尖收”这位哈尼族女性的拐杖变成，一度遮蔽了日夜。最后被砍倒后，人们从它身上得到了历法的启示。

尖收这位女性的故事，我们艺术节上，元阳另外一个村子的歌手郭文玉也唱过。在源生坊出版的《山野遗音》里，被写作“简收”。但郭文玉唱述的简收，除了流浪的情节外，很多也不在《哈尼族民间史诗：十二奴局》（1989年出版）这个版本里面。盖这个版本，是出自红河县的哈尼族民间歌手，而非元阳。加上时代因素造成的异变，我们才看到不同的版本。

关于“十二奴局”，哈尼研究学者多有提及。奴局是哈尼语“路子”的意思，十二奴局就是史诗的12个方向或主题。从《哈尼族民间史诗：十二奴局》看，大体涉及天体自然、人类发展、哈尼族历史与迁徙、历法计算、四时节令、农事活动、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等等。

李卫明老师唱的《祭神树》、郭文玉唱的《杜玛简收》，以及我们后来拜访的绿春哈尼族艺人李为沙唱的《四季生产调》，都在上述“十二奴局”的范畴。甚至，晚上我们去参加葬礼，他们围着桌子唱了几个小时的内容，也在“十二奴局”里面。只是，跟他们聊天时，“十二奴局”这个词，始终无人提及。不知原因是什么，或许是我们接触到的这一辈人，已经很难完整演绎十二奴局了？

熟悉哈尼音乐的云南学者李元庆先生，上世纪90年代初写过一篇讨论哈尼族“哈巴”音乐的文章（《哈尼族研究文集》，1991年）。文中把“十二奴局”放在一个更大的歌舞传统中去考察。

李元庆提到，哈尼族的民歌，大致有两大类。一类是山上唱的山歌、情歌“阿茨”，另一类就是讲道理、讲故事的“哈吧”。“十二奴局”，就属于哈吧，通常逢年过节、盖房起屋、婚丧嫁娶等等时候唱。

十二奴局，只是哈吧这种歌唱类别的大体内容方向，事实上，每一个具体的奴局，内部还可以分为若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段落。就是“大路子”下面有“小路子”，而这些十二奴局下的小路子，习惯上也叫“哈吧”（据说有“七十二哈吧”）。而专门从事讲道理和讲故事（即唱哈吧）的，就是贝马。

李元庆先生这个视角，对我们理解今天各种版本的哈尼族古歌，比较有启发。已经整理出版的《哈尼族民间史诗：十二奴局》这样的书，只是今天了解活态传承的哈吧的一个参考，而非完整的记录。

|正在歌唱的老人

李元庆先生还提到哈巴的演唱形式。

“两人对歌，则一问一答，听众伴唱。这时，唱什么内容往往取决于开头的一方。在选定了对歌的大范围之后，开始盘问的一方，就把这一范围的内容分成许多短小的歌节，分段问来，另一方就分段对答。以这种对答的方式叙述某件事情，说明某种道理。每问完和答完一小段，听众就助兴加入伴唱。对答一段或几段之后，或由主人向歌手敬酒加菜，或者歌手之间、歌手和餐桌上的听众之间相互放酒致意……”

哈巴对唱这个情形，跟我们在元阳的见闻，比较接近。

在李卫明老师家的餐桌上，他提前给我们普及葬礼上的知识，说贝马们会对歌，而对歌的形式，就很类似李元庆先生说的这种哈巴对唱。

李卫明老师，拿起筷子给我们举例。“这双筷子从哪里？我先唱这句话。”他又指着碗说，“这个碗从哪里来？这个碗很重要，没有它，我们办不了今天的事。”对歌的一方则要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

类似的追问还很多。小到“酒是哪个发明的”（当问及究竟谁发明了酒，李老师又给我们讲了一个似懂非懂的故事），大到天地是怎么出来的，年月日（历法）怎么来的，还有天上9个太阳怎么回事，人先是不会死，后来人为什么会死，最早死的是哪一个，人可以活多少岁等等。谈到人有死亡这个事情，李卫明老师的语言，就跟这个道理一样晦涩难懂。这个话题，他讲了好几分钟，从讲这个故事的场景观察，里面的情节应该很是曲折（当然也很跳跃），但越是如此，越难明白。甚至一度，有一种印象，似乎是只有把死亡历史问题（好像是意外的错误造成）这个问题讲清楚，死者才能安心地走？

这种对唱，用李卫明老师的话，要两个聪明人才对得起来。但对，或者问答的形式，只是套路。有这样一个套路，那些既定的神话、历史、知识和道理，才能够跟当下的情景结合。李老师还进一步举例。

|李卫明老师和同桌的哈吧演唱者，他们会围绕去世的老人，唱一晚上

比如，结婚的场合。开头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然后开始讲到结婚，讲到钱，然后每一个主题，都可以延展出各自的道理，或故事。死人的场合，也同样道理，借这个场合，回顾人类死亡的历史。

尽管套路如此，但实际的演绎，又多少有些区别。晚上我们参观葬礼。进门时，一栋小楼房的一楼，摆放着棺材，但棺材放的位置，靠左边的墙，而长明灯也是供奉在里墙的一侧，没有那种装饰华丽的灵堂，棺木以十分素颜的形式，暴露在任何进屋的人面前，缺乏庄重感。

二楼摆了桌子，李卫明老师他们坐定之后，陆续上菜。菜先上的是整鸡、整鱼，用筷子担在碗上，像是祭品。很快其他菜品上满一桌丰盛，“小康”生活的直观展示。几桌老人，围坐坐定，摆出吃饭的姿势，却无人动筷。这是很诡异的吃饭。二楼的仪式的中心，就是李卫明老师那桌，他们在快9点的时候，开始唱歌。然后一直持续到10点。

|葬礼上拍摄的源生坊工作人员信卫波

他们唱的内容，应该就是讲道理了。哪些涉及死者，哪些涉及人类死亡宿命，我们是根本弄不懂。而且，连“提问者”是谁也在这个嘈杂的环境里分辨不出来。倒像是一个人不紧不慢的唱下去，然后唱到某个地方，一桌的人，跟着合上一句——李元庆先生文章里说，这是伴唱部分，唱词是“萨——萨”。一个人唱的时长，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唱完之后另一个接着唱。这个过程，读我们这种听不懂歌词的人来说，十分漫长。

那座歌手，包括一位穿着盛装的妇女，和一位穿着黄色制服、唱歌习惯左手捂着耳根的清瘦老人。李卫明老师也唱了，不知道他是以什么角色唱的（是亲戚，还是贝马）。

房间的其他部分，人来人往，与唱歌的似乎也没有太多关系，但又似乎有些关系。大家都很平静，直到10点过，人越来越多，并且出现几个背着背篓的妇女时，今天的仪式才似乎出现转折。她们背篓里装的都是打包好的食物。见者有份。但给我们的没有打开看，也不知道后来弄到哪里去了。

|要分法的食物，它们显然出产自山坡下的梯田

|但更受欢迎的可能是那些有塑料包装的某些人眼中的“垃圾食品”

参观这次葬礼，有一个插曲。在快结束时，一个管事模样的青年人，过来问我们是做什么的，有没有证件，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

祭龙的地方性知识

葬礼虽然难得一见，但在麻栗寨，我们有抓到一点什么的感觉，却是在听到“祭龙”和“六月年”等习俗后。

祭龙是云南南部很多民族共有的习俗，但麻栗寨的祭龙，与邻近其他地区，比如我们熟悉的红河县垤施的就很多不同。在垤施，祭龙的时间是农历正月，而在这里是农历二月；垤施的祭龙，有去偷别寨的龙树根的习俗，而这里没有；祭龙在垤施以村寨为单位，但这里则以宗族为单位。

祭龙以宗族为单位，这点耐人寻味。如果再比较“六月年”，此地祭龙的功能就更突出。

麻栗寨有4姓人，祭龙时，各家有自己的龙树和水井，大小龙头，也各自有。李卫明老师就是李家的龙头。但过“六月年”，4姓人就要合在一起过，水井只有一个，龙头也只有大小两个——李卫明老师也是其中的一个。

李卫明老师介绍时，似乎也强调了两者功能区别。说祭龙是祈求子孙发展，而过六月年则是祈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此外，两者祭祀采用的祭品，也有区别。六月年要杀牛——传说以前是杀人，而祭龙则要杀猪，杀鸡。

再具体到每个仪式，也分祭品也分不同情形。比如，祭龙有叫魂的仪式，但这个仪式，是三年两头叫。于是，不叫魂的那一年和叫魂的那一年祭品上就不同。祭品的套餐，在一头大猪，小头小猪，三只鸡上选，李老师如数家珍，我们听了脑子里一片混乱，只有一群小动物忙碌的身影。

在麻栗寨的探访，我们只是听故事的人。很多仪式、活动，乃至生活，我们都不能接触，即使接触，仓促间也难得有头绪。但无论了解是否足够深入，有一点是肯定——今天的麻栗寨乃至元阳地区哈尼族音乐歌舞，跟别处一样有失传的危机。

我们在餐桌上聊天时，提到《祭神树》，当话题转到传承时，听到的答案并不意外——这首古歌，李卫明老师教过，但学生没有学会。

“为什么那么难学？”我们问边上李卫明老师的学生。

|在葬礼上，陪着我们的麻栗寨哈尼青年，是李卫明老师的学生

“什么文字根基都没有，什么话都要记在这个心里。”

这大概是古歌的共同命运。源生坊在红河县垤施传承《种天种地》（也类似哈尼的历法起源神话）时，就遇到这种问题，而且因为很多语词，跟现代民族语言不同，所以，除了死记似乎没有别的捷径。

李卫明老师补充说，“只有有头脑的人才全部学得会，一般人，十个二十个学，学会的只有一两个。”

古歌如此，山歌情歌情况又如何？这次在麻栗寨我们没有深入这个问题。但读过云南学者王清华写的《凝视山神的脸谱——神奇的红河哈尼族梯田文化》后，我们觉得上世纪80年代元阳那个美好的歌舞时代，恐怕一去不复返了。

主编：刘晓津

采访：信卫波 龙成鹏

撰文：龙成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