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土嘎,以女性为中心的音乐传承



因为绿春彝族的栽秧鼓有“传女不传男”的传统,土嘎这个云南彝族鼓为数不多的遗存地,文化传承方面就显得有些特色:女性走在台前,男性隐身其后。但当国家的“非遗”保护落实下来时,一些男性又抢夺了话语权。今天去考察这里的“非遗”传承人名录,会是很有意思的课题。



走在台前的女性


第10站,绿春土嘎,3月30日。


牛孔街上穿民族的中年妇女_爱奇艺.jpg

|牛孔街上穿民族服饰的中年妇女

 绿春到土嘎36公里,上午10点,我们已经到土嘎村子附近的牛孔镇集市了。


 普旧芬陪我们一起来。昨天晚上(29日),我们住她家。她从传习馆离开后,与来自昆明的汉族退役军人结婚,然后定居县城,从事修车业务。随着汽车的普及,近几年他的修车行越做越大,也因此认识不少周边乡镇的人。昨天我们见到的李为沙老师,就是她推荐。


 土嘎是普旧芬的娘家。1993年,他和村子的两位老太太,以及其他同龄的小姐妹离开土嘎,加入了昆明安宁的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一晃24年过去,很多东西都已经改变。


普旧芬的母亲_爱奇艺.jpg

|普旧芬老师的母亲

  土嘎是彝族村子,在半山腰。这里是哀牢山末端,山势渐缓,加之土嘎靠近乡镇集市,所以,与我们此行见过的很多深山里的村子有些不同。更大的不同是,可能是另一个因素:这里的音乐歌舞,一直以女性为主导,男性反而较为边缘——这种情况也可能是近些年各种文化传播的后果。


 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这里的栽秧鼓。这是一种双面鼓,由三个人同时敲击。打鼓的是女性——上世纪80年代末田丰先生到这里采风时,就已如此。民间还有所谓“传男不传女”的说法。后来我们还听过一种变通方式,男性也可以打,但需穿女性的衣服,装扮成女性。


 绿春的哈尼人口占绝对多数(87.4%),彝族人口相对较少。牛孔镇的牛孔村委会,除土嘎外,还有几个彝族村寨,他们虽然跟红河北岸的彝族,有历史渊源,但迁徙过程中似乎也断了联系,文化有如孤岛。所以,应该算是彝族文化很特殊的样本。特殊到对这种鼓的文化渊源,至今缺乏解释。


 土嘎这种女性主导的局面,不止是音乐传统如此,传承以及其他活动的组织,也如此。 比如说,绿春每年11月要搞声势浩大的长街宴,作为民俗旅游,绿春栽秧鼓(政府方面称之“神鼓”)肯定要到场。那么打鼓的是女性,组织者也通常是女性。据普旧芬介绍,目前,土嘎有4个打鼓队,而组织者基本都是女性——前几年也听闻某一位跟政府走得近的男性也拉了一个队,对此土嘎的一些妇女还颇有微词。


     源生坊到土嘎,是田丰先生的传习馆时候的管道,当然也全是女性。因为当时被邀请到传习馆的土嘎团队,是两个老太太带着几个姑娘。后来这些姑娘四散,既没有留在她们渴望待下的城市,也很少嫁在本村。所以,隔了几年,源生坊到土嘎时,能联络的只有普旧芬和阿霞了。


 土嘎年轻一辈,除了普旧芬和阿霞,其他更年轻的女孩子,也在传习馆之后,陆续重拾栽秧鼓的传承——田丰先生创办传习馆时,村子里已经几乎把打鼓的技艺遗忘了,回来慢慢回忆,技艺最好的老太太才被请到昆明来教传习馆的年轻人。所以,源生坊组织的交流活动中,也经常有绿春土嘎的年轻面孔。这些后起的年轻人中,有一位是普旧芬的堂妹,就嫁在土嘎,所以,她也是我们心中土嘎年轻一辈文化的留守者。


 尽管源生坊从组建开始,就跟土嘎保持密切联系,但我们在摸索乡村传承,并逐渐在云南各地实践时,土嘎一直是我们的空白。


 这次我们路过土嘎——我们接下来去江城,所走的214省道,刚好经过这里,除了看望老朋友,还希望能够对传承有所推动。




被嫌弃的栽秧鼓乐


   我们来这里,要见几个人。两个是小孩,她们在牛孔镇小学读书。2016年她们参加了源生坊主办的艺术节的“传承专场”,展演了绿春栽秧鼓。我们的“传承专场”,鼓励老师带着学生参加艺术节,而绿春土嘎,我们知道二三年级的小女孩子都已经开始学了。


     2011年,我们在土嘎,就曾见过两个。那一次,在一个老人家里闲逛,看到她带着两个不到十岁的孙女练打鼓。没有鼓,就用敲凳子,也是三个人组合,奶奶打节奏,两小孩打鼓点。动作很熟练,但也稚气得可爱。


   2016年我们开始做“传承专场”,就想到土嘎这两个小孩,但他们已经在读高中,学业重,参加不了艺术节了。但好在小孩们学鼓的这个传统没有断,所以,我们在艺术节上,又看到两个新面孔。



土嘎的彝族女孩,艺术节时参与打鼓2_爱奇艺.jpg

|土嘎的彝族女孩,艺术节时参与打鼓  

   小学校还在上课。我们把艺术节时法国摄影师拍的照片给她们后,她们又高高兴兴去上课去了。艺术节的回访,面对成人,我们鼓励他们传承,但面对孩子,我们也不知道能说些什么。也许更适合的聊天对象,是孩子们的父母,或者小学的领导们。后面,我们还真见到了该校的领导,也把我们对校园搞传承这满腔的话,倾倒了一小部分。


 这位领导,是一位男性,跟普旧芬很熟,就是这里的彝族。我们站在学校的操场上说话,姿势是闲聊。


 我们先是一番恭维,然后也很废话地说,希望贵校把绿春栽秧鼓好好传承下去,并不惜引用名人名言,以证明绿春栽秧鼓的重要性。当然,做领导的肯定要说,他们已经很重视,每周两次课云云。


 随后,我们聊到老师,却得知,这里似乎没有请村子里的传承人给学生上课。请传承人到中小学,用兴趣班的方式,每周组织一两次课,是云南各地比较普遍的做法。如果不具体讨论教学内容和实践效果,仅就这一制度安排,已是很值得称赞。


 但紧接着,这位校领导,又很委婉指出绿春栽秧鼓某些不足。他原话是这样的:“跳起来,放点音乐,这是应该要有的,光靠它(打鼓?),人家评价很低的。”说了这个话,我们一下就很迷茫,我们还是在讲同一个话题吗?


 绿春栽秧鼓,这一个以鼓点节奏,以及打鼓方式著名,怎么在学校就成了备选的舞蹈节目?尽管从上世纪90年代后,栽秧鼓就开始被外界添加新东西,以致在土嘎,还增加了舞蹈的戏份,有了插秧这样的动作——似乎这样更加凸显它的某种民俗功能。


 但即使如此,我们对栽秧鼓被如此认知,还是有些惊讶。但另一方面,他也道出了中小学文艺演出的主流审美倾向和成功秘诀。


 这位校领导说没有师资时,我们身边正好站着普成梭。她是土噶30多岁这一辈优秀的传承人和稳重的组织者。“她可以做老师啊?”我们向这位领导推荐普成梭。“没有钱,请不到啊。”领导很苦恼地说。




土嘎,我们如履薄冰


 来土嘎的路上,我们跟普旧芬聊了很多村寨情况。我们有两个问题,萦绕不去。一个是栽秧鼓的传承,会不会走样。因为我们知道,应付各种演出时,为了“好看”,连鼓本身都已经变成北方那种大红鼓。


 另一个问题是过分强调栽秧鼓后,会不会忽略其他方面。比如,歌唱方面。


 关于第一个问题,现状大致是这样。传统的24套鼓点,二三十岁的年轻女性,很多都会打,且鼓点也还是原来的鼓点。至于一些新添加的东西,她们也知道假,如果需要去掉,也可以去掉。普旧芬的说法,也从阿霞那里得到印证。过去我们交流过这个问题。那时阿霞多次带队参加接待性的演出,所以,我们表达了我们的疑问。而她的回答是,让两种东西并行不悖,需要改编的就给改编的,需要“原生态”就给“原生态”。


 栽秧鼓的传承是这种情况,那作为传承项目,就显得没必要。源生坊一直把近些年的工作,视为抢救性保护,所以,栽秧鼓的情况,无论如何,都还算乐观——事实上,这个鼓,因为传习馆的传承和传播,已经在绿春之外有很多各民族(支系)的“传人”。


 关于第二个问题,还真如我们的担忧,这里的几个彝族村寨,原本都有栽秧鼓和很多民歌,但最近几十年,土嘎鼓有传承,其他村寨就断了,而唱歌方面,土噶又反而远不如其他村寨。


 普旧芬介绍的这种情况,给我们一个初步设想。可否把这些擅长打鼓青年组织起来,主动学习和弥补唱歌方面的不足?


 这个想法,一旦冒出来,我们就开始讨论具体的做法。显然,这不是聘请传承人带一波徒弟的传承模式。工作重心应该在学生,而不是老师。但是,如果作为传承项目,又如何制定学习目标和预算呢?问题的症结,还在于我们对这一带的民歌缺乏了解。



牛孔街上漫步的老太太,好像是土嘎人_爱奇艺.jpg

|牛孔街上漫步的老太太,好像是土嘎人

 所以,我们此时我们只能先明确普成梭、阿霞她们的态度,表达一种希冀,那就是希望她们能够主动去接触老人,以及其他村的优秀歌手。


 另外,为营造一个学习的氛围,我们想在这里推进一个“乡村茶水费”的项目。这个项目,给那些原本就有条件聚集大家一起唱歌做活动的地方,继续把乡村的音乐歌舞氛围做起来。有时候,它也是正式的传承项目开展之前的铺垫。


 土噶虽然我们接触多年,但这里因为种种原因,一直缺乏能够带领大家做传承的权威人物。男性已经边缘在外,而妇女们则因为家庭等各种问题,要么难以抽身,要么彼此摩擦不断,以至分裂成四个团体(打鼓队)。


 我们自然不希望我们的介入,带来进一步的分裂。所以,我们在土嘎这个问题上,如履薄冰。有些矛盾,是不能拿到台面上讲的,即使我们想要化解,但我们也只能装作一无所知,云淡风轻。


 离开的时候,我们决心把“乡村茶水费”的项目,委托给远在县城,与村子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普旧芬。她很有公心,且洞悉村寨复杂的人际关系。然后,村子有另一个组织者,能够农闲召集年轻人和老人,乃至邻村优秀的歌手,大家一起唱唱,聊聊,而我们不多的资助,在变成一些可以分享的食物后,让这样的聚会,增添一点欢乐。




主编:刘晓津

采访:信卫波 龙成鹏

撰文:龙成鹏

推送:王抒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