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活动第一场:纪录片放映和观影交流

会议时间:2011年6月28日

会议地点:昆明创库源生坊

录音誊写:信卫波

文字编辑:龙成鹏


【编者按】

2009年6月28日,为纪念田丰先生逝世十周年,源生坊举办为期两天的“思·念”田丰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会上放映了刘晓津制作的纪录片《田丰和传习馆》(180分钟)。该影片记录了传习馆兴衰始末,是目前传习馆最权威的影像资料。

放映现场除了与会的专家学者,还有来自石屏、巍山等地的传习馆师生。放映结束,围绕着田丰和传习馆,与会嘉宾开展了热烈讨论。龙成鹏受源生坊委托,担任本场讨论的主持人。




他为什么要到云南来

龙成鹏:这个片子是三个小时版本,我们看完了。这是一部让我们五味杂陈的片子,有一个文化史家叫赫伊津哈说过一句话,“兴起是辉煌灿烂的,衰落也是辉煌灿烂的。”我觉得刘老师这部片子向我们呈现的传习馆一定程度上就是这样的。影片有很多欢快的东西,尤其是他们的音乐,但是欢快的背后又有着另一种情绪,一种哀伤的情绪,因为片子的最后,我们看到了传习馆解散的结局以及民族民间音乐保护的暗淡前景。我们今天是在纪念田丰先生,也是重新回顾传习馆的历史,所以我想让大家给田丰先生和他的传习馆一点掌声。

下面,我们留半个小时时间给大家交流,然后请原来传习馆的老师和学员来讲述他们在传习馆的生活。

金鸿伟:田丰在中国作曲界是一个泰斗式的人物,这么多年来给云南做了很多事情,他本身是一个火炬,是点燃了我们云南高原的火把,培养了很多人才,传习馆很多人后来走上了真正的艺术道路,出了很多成果,像李怀秀、李怀福当年也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我觉得田丰传习馆这个现象,是一个田丰现象,当时田丰大型风情歌舞《爱的足迹》是一个田丰现象,传习馆也是一个现象,这个引发了很多思考,传习民族文化应该是政府来做的事情,是一个全民族来进行的事情,不是一个音乐家或者是说一个企业就能承担下来的,真正的民族文化不是靠一个保护区就能传承保护下来的,我认为真正的保护在每一个中国人心灵里、大脑里。我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但是我并不是说田丰传习馆这个模式不对,这个模式在我们中国在我们云南,也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它也培养了很多人才也出了很多作品,我也希望这样的传习馆在云南继续下去,也希望政府部门给予投资和关注,把这个传习馆继续下去。

除了这个以外,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要有对民族文化保护的意识,每个人都应该是一个火把,把高原上的火把一代一代传下去,把老祖宗的精髓,在实践中感悟的真理把它传承下去,这个是我们该做的。

龙成鹏:这位先生你怎么称呼?在哪里工作?

金鸿伟:我就是一个民间艺人。在这个片子里,福贡县一个文化局长说,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你要让我们倒回到原始社会——他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那是我们是坚决不同意的。但有这样的想法的人,还不光是他。我觉得不是说我们要回到原始社会,而是我们一些文化是老祖宗在生活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精华,他们不能丢弃。你社会不管怎样的时尚化,我们只要承认这个民族,这个民族就不会消亡。我是一个满族人,我们现在也不穿旗袍了,但老祖宗给我的血液让我不会认为我是一个汉族人。

龙成鹏:非常感谢金先生的发言,他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根本上还是要靠民族的全体成员对这种文化的认同才能维持,而不是某个个体的努力,或者为它建一个保护区。

朱凌飞: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的朱凌飞,今天很高兴来这参加这样一个活动,我说三点。第一点,我非常感谢刘晓津老师和源生坊能够举办这样一个活动,田丰先生已经离我们远去,这样一次活动能让我们追忆田丰先生和他所做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让我非常感慨的一点。田丰先生逝世十周年,我们都忘了他了,很多学术机构、艺术群体都没有提及田丰,但源生坊作为一个民间机构,没有忘记他,刘晓津老师没有忘记他。刘老师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把田丰老师这样一些贡献记录下来,其次是她把田丰老师未尽的事业也努力的继续下去,所以这样一个活动对我们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

第二点就是这部片子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纪录片,它引发了我们的思考,虽然以前听过很多田丰先生的事迹,也知道他做了很多事,但看了这部片子,对田丰先生的崇敬又增加了一层。

第三点就是田丰先生在十多年前意识到的问题,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他看到了民族文化的消失,而我们却看不到。刚刚在片子里面,福贡县文化局长说,我们民族文化的消失,这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田丰先生不是云南人,但是替我们云南人做了很多事情,这个问题云南是不是会感到脸上无光呢?另外一点是田丰先生在十多年前意识到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田丰先生在十多年前面临的困难我们现在也在面临。刘晓津老师现在接着做,据我了解也面临很多很多的困难——明天我们会有一个探讨来思考这些问题。现在我们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对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确实有效的道路。这个道路在哪里?田丰先生在探索,刘老师也接着探索。

龙成鹏:郭老师跟我们聊下,我们刚才在片子里还看到你了。

郭净:这个片子以前看过好几次了,有些场景是当时在场的,刚才我在外面坐着,听见里面田丰老师的声音,只要他一讲话我就听得出来,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这几天我在想一个问题,田丰是北京的一个音乐家,而且在中国的音乐界地位相当高,他的兴趣原来是在交响乐这方面,他为什么要到云南来?你可以说云南有民间音乐,但是云南的民间音乐和他原来所做的那个交响乐相比较他为什么会选择云南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答案。

张兴荣:田丰先生刚到云南的时候我跟他接触比较多点,他原先是搞作曲的,特别在合唱方面在中国是比较有名的,像毛主席诗词的大合唱也是脍炙人口的。他一到云南就被云南那么好那么丰富的民族音乐吸引了。他到我那去看我们80年代早期采风时录的磁带,听那些音乐,这更增加了他对云南的喜爱。他是带着对云南陌生的感觉来的,一看到云南民族音乐消亡得那么快,他就投身到云南文化传习馆来。时势造英雄,他败了,如果他再挺住两年,就像我们现在开玩笑说的一样,如果丹增书记再早来云南两年,那他可能就成功了。这个是我们很遗憾的事情。杨丽萍一开始搞《云南映象》的时候,刚开始演出“非典”来了,不能在公开场合做大的演出,那个时候她差不多破产了。后来“非典”过了,丹增书记到了一看到那么好的演出,支持,所以杨丽萍才成功了。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她也成功不了。但是杨丽萍成功了,却把田丰先生对《云南映象》的贡献给忽略了,至少我没看到,这个是我今天看这个片子感触最深的。因为我在这个片子里看到了杨丽萍的镜头,杨丽萍的那个《云南映象》,一开始搞的时候我看了,基本上是田丰传习馆那帮人,那几个节目都是田丰传习馆出来的。但是这台事情确实很遗憾,我们不管做人也好,搞事业也好,这点是很重要的,你是在别人的肩膀上,踩着巨人的肩膀上去的,这是我们永远不该忘记的。这个也是今天我比较强烈的一个感受。

还有另外一个感受是晓津在做这个事情(办源生坊),不单留下了那么宝贵的一个纪实,在网站上也发了一些纪念田丰的文章,对田丰的研究也好,认识也好,启发都很大。她给我们留下那么真实那么宝贵的镜头,现在可能还看不出来,再过几十年,这个片子就会是我们了解云南民族音乐史的珍贵资料。


传习馆的道路坎坷,历经磨难

龙成鹏:谢谢张老师,那我们后面的环节就是请施老师(施万恒)、后老师(后宝云)、普艳芳这些传习馆的师生上台来。有请刘老师来做一下介绍。

刘晓津:特别感谢大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来到源生坊与我们共同来追忆田丰老师。现在让艺人们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杨瑞青:我是纳西族,来自香格里拉,是94年的3月份来的传习馆。

后宝云:我叫后宝云,石屏人,1993年到传习馆当教员,也是坚持到最后,2005年我才离开传习馆(传习馆倒闭后,进入田丰音像公司继续工作)。

施万恒:我叫施万恒,1993年第一批到传习馆。

字汝民:我叫字汝民,我来自大理巍山,我在传习馆时间不长,在了两年多。

普艳芳:我叫普艳芳,我来自石屏县哨冲乡,花腰彝,我是93年田老师来招人的时候,第一批跟他去的。

施平海:我叫施平海,来自三道红彝族,95年进的传习馆。

龙成鹏:我们先请两位老师讲一下是怎么进的传习馆,进来的一些情况。

后宝云:我是1993年11月27号,和施老师、阿家文等等十多个老师学生来的传习馆。当时传习馆非常困难,学生很少,有33个,自己做饭,自己砍柴,补贴很少,教员每月60元的生活补贴,学员每月20元生活费。但是,我们田老师带领大家克服一切困难,在四川武警总队10万元的资助下,94年2月正式开馆。

传习馆人最少的时候是33个,最多的时候是110多个。其中在1995年生活非常困难,基金会的钱不到位,田老师跟我说,“老后你给知道卖米卖菜的人,你去跟他们说说先赊着,叫他们放心,一个月以后给他们。”我们赊米、赊菜吃,坚持了一个月。田丰先生为办这个传习馆呕心沥血,做了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培养了很多人才,没有田丰先生创办传习馆,我、施万恒、阿家文也成为不了国家级民间艺人,李怀秀、李怀福更不能成为国家的歌星,我们的学生从事歌舞的不少,像施敬明、张剑兰等等很多个,没有田丰先生办这个传习馆,他们就没有今天。

传习馆的道路坎坷,历经磨难,田老师也教育我们,在社会上,如果不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只想享受、吃喝,那跟牲畜有什么两样?他的思想、道德教育了所有老师学员,而且他也要我们“求真禁变”、传统永存,所以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虽然他的事情干了7年,传习馆垮台解散,但是他的精神,他伟大的功绩永远留在我们云南人心中,留在所有被他教育过的全体师生心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田丰先生,我们觉得他非常伟大。告他的、诬陷他的都是些牛x的。田丰先生非常正直,经济上他不会沾半点,他的生活也非常简朴,他的伙食甚至没有我们教员好。他去北京看病前请我喝酒,他原来最反对喝酒,那天他说我一定要喝点酒,谁知道那次就成了永别。我非常怀念田丰老师!

施万恒: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参加这个纪念田丰老师的活动非常激动,要说的话很多,但是一下子也说不了那么多。民族文化对于我本人来说属于我的爱好,我不是一般爱好,而是真正的爱好。我从12岁开始就非常的喜爱,到处去学。改革开放前,我跑过好多地方学,我认为它是一种文化,一般人唱不出那么多的曲词来,说不出那么多的话来,我就坚持地学。改革开放后,我们龙朋文化站非常关心,首届石屏县歌舞艺术节召开,我和后老师参加,那次我们海菜腔就出名了,各地专家学者来采访我们。我36岁参加民族歌舞队,46岁参加传习馆。

条件那么艰苦,田老师教育我们说,光明在对岸,我们要坚持。他从北京来搞这个民族文化,为什么呢?他说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艺术的根,没有根怎么开枝散叶?要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不尊重它,不保存它,民族文化就会瓦解。这些话深深的影响我,给我启发。他还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得,经典的文化艺术是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假如我们这代人不传下去就是对下一代人的极大的犯罪,这些话我深刻记住,对我本人是极大的教育和启发。所以在极大的困难下我都是坚持下去。我在传习馆的时候,三个孩子都还很小,最小的孩子才断奶。

为了让我们的民族文化传承下去,我们的文化站长张金生鼓励我,我县文化局吴志刚鼓励我,州上的施义万鼓励我,说,“万恒兄弟,人干一桩事情,自己总要有损失的,机遇来了你要把握住,坚持到底。”上下的文化人都是相当地鼓励我。张老师(张金生)不管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非常支持我。

干了那么多年,从传习馆分开到旅游歌舞团,到杨丽萍那当老师,节目排成了我们就回家了,干去干来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杨丽萍舞蹈学校回家后,我的心里就在想着要怎么办。我在桃园小学办传承班,还是担了风险的,怕影响学生的成绩,当时的校长说不用怕,学习的事我们承担。到了源生坊以后的事,我们明天再慢慢地谈。

龙成鹏:对老师来说,家里有妻子、孩子,有责任负担,去传习馆意味着放弃家里的责任,所以,我觉得这个挑战很大,决心也很大。能坚持7年,说明你们的确有梦想,那这个梦想是什么呢?

施万恒:在改革开放以前,民族歌舞没有得到公开的表演,改革开放以后它就是一个艺术,可以公开的上台表演。我感觉到可以把我的才能发挥出来,展示出来,所以,再困难我也坚持下去。在坐的学生也知道,搬到册额的时候,教室没有,山上树下草坪上就是我们的教室。没有教室还是坚持地学习,在山上上课都坚持了几个月了。

后宝云:当时我的五个孩子也还小,到传习馆的时候,家庭条件艰难,老婆也反对,为什么我还坚持?也是跟田丰先生的教育分不开的。他说你会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的,是经过几千年,你的老祖宗传下来的,你不传承就是对国家的犯罪。而且当时传习馆成立民族村的规划图都拿出来了,说可以把自己的老婆孩子请上来,在那劳作生活,这个也是一直在鼓动我们。我自己也爱好,我现在一直在传承。

龙成鹏:我补充下,当时施老师、后老师在传习馆就是田丰先生的左右臂,施老师负责教学,后老师负责生活,是田老师的真正助手。传习馆是一个很独特的学校,田老师是馆长,但他没有教那些西洋的音乐,老师都是各个民族各个支系的音乐艺人。我想请字汝民老师讲一下,当时你在传习馆也是一位老师,你给我们谈谈那个时候的学习情况。

字汝民:今天感谢刘老师邀请我来参加纪念田丰老师的活动。田老师作为一个外地人,来为我们云南做事情,我还是非常敬佩的,我就是怀着敬佩的心来到传习馆的。我在传习馆的时间是94、95年,那个时候传习馆是做得比较好的。后期我不在传习馆,但是我还在昆明,传习馆的事情我还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我在那两年是传习馆比较辉煌的时候。我离开传习馆是因为家庭的一些琐事,我虽然离开我还觉得很遗憾。现在刘老师来做这件事情,我还是会尽力的。

龙成鹏:你给我们讲讲你当时在传习馆教巍山打歌的情形。

字汝民:我们巍山也是彝族,但是我们核其他地方的彝族有不同的语言、服饰、歌舞,我们巍山有四种不同的歌舞,我在传习馆主要教授的是马鞍山打歌和东山打歌,民族歌舞是自娱自乐的形式,在家里我们可能发挥得更好。

龙成鹏:普艳芳当时还是学生,就十几岁,我听说有些同学有逃学的事。你们在那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又正是叛逆的年龄,不知道你都干过一些什么“坏事”?

普艳芳:说实话我干过吧。我是文化站被田老师挑中的,我们当时400多个人跳让田老师挑,我们有10个人被选中,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来了以后家里面不是很放心,那时候我们那里很封建,觉得来城里就做三陪之类很不好的事情,所以我爸爸非常反对,我就偷偷的来了。我爸爸隔一个星期就要跑上昆明来看我一次,看我在干什么,半年以后我爸爸就放心了,知道我在做什么。一年以后,我觉得我不喜欢这个,厌烦了,我就偷偷地跑回家,过几天我爸爸又把我押回来。我爸爸跟我说,你在昆明干什么我知道了,如果你再偷偷跑回家,就不要进家门了。从那次以后我就不敢偷跑回家了,我就坚持留下来了。

田老师虽然是做交响乐的,但是从来不让我们听外界的音乐,看电视不允许,听收音机不允许。我们就经常偷偷的去看电视,一听到他的脚步声,我们就紧张了,就跑了躲起来,看他睡觉了我们又出来看。其实我们不是看什么流行音乐,我们只是想看个电视剧而已。从进入传习馆到解散,我从来没听过其它音乐,都是从早到晚泡在民族民间音乐里面。很多外面来的专家学者都说这个音乐好,后来我想了想我也是这个民族,我也该做点事,我就一直学到99年,也喜欢上了民族音乐。

离开以后我就到处打工,跟别人学点其它的东西,跑场演出,全国各地我都跑过。跑了两年多我还是觉得民族音乐实在点,后来回来我就去了《云南映象》,一直排练,演了一两年我又离开了。离开后,刘老师又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挺好的,就俩源生坊。

龙成鹏:我想问艳芳几个问题,你是在传习馆成长的,刚好从十五六岁到二十多岁之间,我采访了你爸爸,你们是一个音乐世家,你的爸爸爷爷花腰四弦都非常厉害,但你说你小时候却不太喜欢民族音乐?

普艳芳:对,我不喜欢,因为这个在农村当时是很封建的东西,你要唱跳必须要躲起来,要到山上,家里面是不可以的。

龙成鹏:那可以有这么一个结论吧,你十五六岁到传习馆之前,村子里面的整个的氛围并不是鼓励你来学传统的音乐,所以你也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到了传习馆也是经过几年的熏陶才改变慢慢改变。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民族音乐的?

普艳芳:应该是我来传习馆一年半以后吧!那个时候外面来的专家学者还有国外的比较多,一天要接待四五次,他们看我们的节目,有些还送东西给我们,或者还给我们生活费。那时候非常困难,实在没钱了,田老师就用他作曲的费用来养活我们。所以田老师在我们心目中不是馆长是家长。

龙成鹏:艳芳刚刚提到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她成长为一个艺人,并不是源于她村子里的传统,而是因为她受到传习馆的教育,受到外界的影响。这就有一个充满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传统文化,受外界影响会衰弱,但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同样是受外界刺激之后,才回过头来要保护传统文化。我们,不应该认为民族文化自成体系,就反对一切外来的干涉,应当看到,像传习馆这样的干预是有益于传统文化的重建的。

刚才,我们谈到了学生在传习馆的生活,那下面,我想请施老师来说一下,像这样一些不是很听话的学生,你作为教学的负责人,你是怎么管理的?

施万恒:说句通俗话,我是很惹人嫌的。纪律不严教不好学生,但你严了又会有问题。我是管学习纪律的,小姑娘们长大了,晚上翻出去看电视,谈恋爱,回来抓着了,三句两句都要批评下,批评了有时候受得了,有些时候受不了,受不了的,反过来你要做她的思想工作,这些就是做人难的地方。田老规定两年期间不许谈恋爱,悄悄的谈要咋整呢?百十个人一个个的管得过来吗?我们是为了保护她们,这些学生都是我们一家家找来的,春节放假,两个多月不来,田老师叫我一家家地通知,几月几号收假了,一家家地做工作。教育这些学生,我们说要专心致志地学,学了就有前途,不学就没有前途,干什么事情要扎扎实实地干,不能三心二意的。我们对他们说,批评你们是为了你们好,不是心里面痛恨你们才骂你们。

在传习馆我很是惹些人嫌,上课迟到要说两句,该睡不睡要说两句。几点几分睡觉,起床,那个时候纪律是很严的,说句实话,严师出高徒。要保护他们,要让他们学好,不要让他们出意外。你姑娘儿子是我们带出去的,要好好的给你带回来,家庭式管理就是这个说法了。我们还是很严格的管理了几年,出了事情就是传习馆的事,我们也跟学生家长交代不了。


田老第一个事情是问我传习馆的同学有消息吗

龙成鹏:谢谢施老师,施老师是在管理方面很讲策略,有时候要睁只眼闭只眼,年轻的叛逆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许的。我想请教下杨老师,杨老师当时去是做学生还是老师?

杨瑞青:学生。

龙成鹏:你给我们介绍下当时的场景。

杨瑞青:我当时是作为学生去的,我看了刘老师的片子,到现在我都还没缓过来,特别感动,每个镜头、每个画面都历历在目,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刘老师这个片子原来在中央台也放过,我在网上也找了一部分,吴毅和我在他们家看了又看,吴老师是北方来的,特别豪爽,我们两在那看片子边喝酒边看,有一次有个叫陈伟的也是做音乐的,那次我们喝得比较高,抱着头大哭。刘老师我特别感动,我现在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包括施老师后老师,我刚进去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听话的学生,他们对传习馆做了很多事。田老师带路人,我是94年进传习馆的,田老去北京看病我送他到的机场。

整个过程里面,跟了田老那么多年,我没上过大学,我高中毕业就来传习馆了,我觉得有些东西在大学学不到,在田老那可以学到了。我在传习馆主要学习纳西文化,当时我学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什么叫传统文化,我一塌糊涂,我爸和老师们说怎么重要,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叫重要,什么叫经典。后来慢慢地才知道民族文化多么地重要,但是到我二十多岁,反省过来,我要做这个的时候,来不及了,各位老师都各自回家了,田老走了。传习馆解散以后,各走各的路,因为大家要吃饭,要生活下去,我去了田丰音像公司。我什么都做不了,田老师非常关心我,慢慢的我跟一个摄像老师抬脚架,学习摄像,我现在是一个业余的摄像师。我经常下去,龙朋我也去过好几次,过年过节我也会拍点东西,我老婆是那个村的。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2009年,丽江的一个东巴,有92岁,非常权威的一个,他儿子是一个活佛,我在景洪出差,他打电话给我。我们那里特别偏僻,他说杨瑞青你能不能回来下,你那不是有个摄像机吗,我说对,他说他们老头子不在了,能不能过去一个礼拜拍点东西。我就回去拍了——但是我的镜头看不了,不像刘老师这个专业——我拍了12天。通过这次拍摄,我觉得音乐、舞蹈、文化这些东西应该留下来,对子孙后代有好处。我拍下来的想法是,现在每天在消失,以后就看不到了,我拍下来,以后让大家看一下云南有那么好的东西。这次拍摄以后,我就意识到,在我们能解决自己生活的前提下,我们也应该做点事情,不能让它断了。我现在非常感谢刘老师,刘老师为传习馆这个事,拍这个片子那么多年,没有你就见不到这些东西。对云南的民族文化,田教授做了很多事,传习馆解散后还继续做的,就是我们的刘老师,刘老师谢谢你!

龙成鹏:谢谢杨老师,我想请教杨老师几个问题,在传习馆的整个架构里,彝族很多,纳西的我了解得很少,当时的纳西的教育是什么情况?

杨瑞青:纳西的是这样的,主要是以东巴文字为主,还有东巴绘画,纳西有几本经典的传说和一些东西都教过,但是太复杂了。我们的教学跟现在的学校教学差不多,几个月或者每个学期请个老师,把每个老师的长处教给我们,那时候我们有十一二个人,东巴绘画、象形文字教了一部分,还教了些舞蹈,但是纳西的舞蹈不像其它民族那么丰富。

龙成鹏:杨老师的介绍提醒了我们,传习馆不仅仅做民族音乐舞蹈,也做一部份民族文化其他方面的保护。

杨瑞青:传习馆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都在做,歌舞、生产方式、祭祀、服饰。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传习馆收集了一部分各个民族的酒歌。传习馆有彝族、佤族、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独龙族、藏族。

施万恒:七个民族12个支系。

龙成鹏:我想问个问题,就是在传习馆倒闭之后,你跟田丰先生接触还比较多,那田丰先生当时是什么情况?

杨瑞青:田丰音像公司我是1999年3月份过去的,传习馆当时非常困难,大部分师生都在王红云旅游歌舞团那个地方。那个音像公司也不是他在做,是通过社会的各个力量来做,主要是玉溪水松纸厂的何金星何总为主,他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做音像公司让大家过得更好一些,稍微有点收入。他的目的是这样的,但是非常可惜,刚刚开始不久,田老身体就不舒服了。刘老师也清楚,当时在昆明住院也住了好久,我们当时也舍不得田老走,就不要他到北京去,让他在云南看病。何总说,就让田老在工人医院住着,住多久院都可以,他都负责到底。但是医生说只能到北京去,所以就回去北京了。

刘晓津:你能不能回忆一下,田丰老师是几月发低烧,几月又住院了,住到哪个医院?

杨瑞青:具体的事情我有个记录我回去之后邮件发给你,因为这些事我是比较清楚的。

龙成鹏:败诉以后,田丰先生整个反应是一个什么情况?

杨瑞青:田老知道败诉这个事情以后非常难受,他认为败诉败了就败了,但是传习馆不能散,他一直想通过大家的努力,传习馆还可以生存下去,这是他去北京那天说的。去北京后,四月十几号我们通了个电话,田老第一个事情是问我传习馆的同学有消息吗?我们当时没有电话,只有传呼机,我就说给几个同学打了电话,他们都挺好的,他说,好,我就放心了。

刘晓津:是哪一年打的电话?田老师是2000年11月份从工人医院转到北京的,那就应该是2001年4月,他去世前两个月。

杨瑞清:对,是从医院打过来的。

龙成鹏:谢谢杨老师,田丰先生走了,是壮志未酬啊。


田老师为什么难做?

刘晓津:我们又来个大将,小罗(罗凤学)进来坐。

龙成鹏:你(罗凤学)算是迟到了,我们在纪录片里看见你好几个镜头,你给我们讲讲,我也不知道跟你提什么问题。

刘晓津:我们提你是哪一年进的传习馆,在传习馆学到了什么东西,又是怎么看待传习馆的?

罗凤学:不好意思,迟到了。我叫罗凤学,我是1994年5月8日进入在西南林学院的云南文化传习馆。田老师做传习馆是很难很难的,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田老师做的事和别人做的不一样,田老师每天跟我们讲课都是讲云南民族原生态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很小,我18岁,田老师讲的话我们那时都不在乎,听不懂,我说句心里话,他给我们讲得太深奥了,我现在奔波了一转,才慢慢的知道田老师说的话每一句都是实话,都是正确的。

我们才进传习馆,每天四节课,都是学不同民族的东西,学了很多。田老师今天去世十周年了,我们今天依然在想着他。田老师专门让我学巫鼓,那时候我们几个人一起学,都不爱学,东玩西玩的,田老师来说,你们几个好好学,不要玩了,玩什么玩?阿牛就说,学什么学,学了也没用。田老师就跑过来说,你们不懂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你们现在什么都不是。

我讲一个笑话,阿牛、我和田老师之间的一个笑话,我一直记得,田老师讲了很多我们都听不进去,我和阿牛,就看着飞过去飞机很兴奋。田老师就说,飞机有什么好看的,以后你们学会了老艺人的东西,你坐飞机都会做怕掉。阿牛那时候胆子有点大,就说,“田老师,你是取笑我们噶,我们都能坐上飞机,你把我拉出去枪毙我都不信。”田老师一生气眼睛会红,嘴里会抖,就说,“你们农民永远不懂,坐飞机不只是汉族能坐,你们民族也能坐,不学你们怎么能坐上飞机呢?”后来刘老师带我们去美国,坐上大飞机的时候我想起了田老师,我们也能坐上大飞机,这是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没有田老师,我们怎么可能坐上大飞机?

田老师说的话,那时候我们很多不能理解,现在我到处走,奔波了那么几年,田老师说的我都理解了。我记得田老师说过,我们云南人搞文化不懂文化,这话当然不是说全部的云南人,但的确有些搞文化的人不懂文化。

现在大家都说原生态,原生态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从传习馆学来的这些,拿去到处报名参加别赛,他们连名都不给我报。传习馆的这些东西,连报名都进不起。人家说,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2007年丹增书记排了一台晚会《云岭天籁》,我在里面跳神鼓。有些领导就说,这个神鼓装神弄鬼像什么话。后来还是丹增书记、文化厅长范建华他们坚持把我拉上去,说,“你这个就是最好的天籁之音,这个不用用什么?”后来我们在北京演了三场很轰动,李长春都站起来说,神鼓太棒了。

田老师做这个事非常艰难,有些人不理解,说田老师是傻瓜,把钱投在这个上面,但也有些人说田老师是天才。栽秧鼓24套是田老师挖出来的,《云南映象》在用,很多歌舞团也在用。田老师挖掘出很多东西,比如,还有绿春的哭嫁。有一次在录音棚录音,有个专家听我哼了几句哭嫁调,那个专家说,罗凤学这个哭嫁调太棒了,是哪里的?我说是田老师挖掘出来的。那次好多人排队录音,好多都是得过什么什么奖的,最后都没用上,用上了我的哭嫁。我就说田老师为我们云南做了很多很多贡献,但是后来把田老师弄得(很惨),打官司这是对田老师不公平的。

田老师为什么难做,坚持不下去,我现在才理解,我们云南的政府不支持,好些专家不支持,光靠田老师是不可能的。现在的人不像我们以前的,钱不够点不行,我们以前在传习馆一个月20块钱。我非常感动的是施老师,娃娃还在读书,才发60块钱,他是怎么坚持过来的?我们只有20块钱,加一次工资,加10块钱,非常高兴,大喊着加工资啰!现在的人追求的是开摩托车开汽车,想很快挣到钱。

后宝云:田老师曾经说过,经典文化学到手可以走遍全世界,可以买小车。你说田老师说的话给假?

刘晓津:小罗现在是开着车了。

罗凤学:我是感谢田老师的,没有田老师没有我的今天。刘老师2005年带我去美国是第一次,2007年文化厅带我去美国是第二次,王晓兰说,“多少人找你签字,你都签不完,你是明星了。你是一个放牛的娃娃,两次走上了肯尼迪艺术中心的舞台,那么的轰动。但是小罗,我们美国那么看中你,你们云南是不会理解你的,到了云南你又是什么都不是了。”我很伤心,的确是像她说的一样。

龙成鹏:罗凤学讲的这个东西涉及到很多方面,他现在是民族村的骨干,在传习馆也待了很多年,他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小罗看到了今天民族民间音乐的状况,就是主流还在排斥它。

李红秀是罗凤学的妻子,花腰彝族,也是传习馆的学员,也在民族村工作,现在也请她给我们讲讲。

李红秀:我是花腰彝,我是93年11月27号第一批跟施老师他们一起进入传习馆的。当时在农村,我也是比较喜欢文艺活动,但对传统文化认识得不是很深。在外界的冲击下,我们民间的艺术受到歧视,认为我们民间的东西一直跳过来跳过去,很落后。进入传习馆,受到田老师和很多国外专家学者影响,慢慢改变了看法。有一次印象很深,一个美国专家说传统文化是世界性的,如果没有传统文化,我们民族就失去了根,他还说虽然他们美国现在很发达,但是他们已经把他们的灵魂埋在高楼大厦下面,在我们中国的云南,还保存着那么丰富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中国云南最大的财富。慢慢地我们就觉得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就像专家学者讲的,“没有传统文化你们就失去了灵魂,就像行尸走肉一样。”我在传习馆一直待到解散,坚持了8年。今天在我们田老师逝世十周年这个时候,我想说,没有田老师我会是一个在农村白天种地,晚上看看电视就睡觉的农村妇女,不会有今天的生活,也不会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现在我会尽我自己的力,能传承的就传承。我也很不会说,谢谢大家!

龙成鹏:谢谢李红秀,她讲得很好,很多话可以编成语录。传习馆仿佛成了一个启蒙的学校,启蒙了传习馆的师生,让他们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

施万恒:传习馆一天四节课,正课是学本民族的,副课要么就是学习其他民族的,要么是换老师要么换学生,共同课就是统一到操场上学集体舞蹈,还有文化课、劳动课,两年就学会了很多东西。传习馆的教育,燃我们学生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有自尊心、有责任心,包括我们在内,在传习馆的师生都有这个概念。所以,不管是到歌舞餐厅,还是到民族村,只要是传习馆出去的人,都不用面试,质量都能保证。

龙成鹏:罗凤学你在民族村演出都是面对普通大众的,你所从事的工作跟传习馆比较下有什么差别吗?

罗凤学:那些是改编的歌舞,不改编没人看。在中国你想走上舞台你就要改编,你不改编就不给你跳。它要一直改,改改改,东改西改民族传统就改没了,改成什么样子都不清楚了。改的那个人叫他出来讲,他也讲不清楚。

现在的领导你唱得多好,跳得多好,他们都很不理解。最简单的做法是,小姑娘长得漂漂亮亮的,小伙子长得帅帅的,不管唱得好不好跳的好不好,领导都说好,说“你的舞姿太好了,跳得太棒了”,就是这么一个观念,小姑娘漂亮、小伙子帅放在第一个。这几年我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敬酒也是这样,领导看你漂亮一杯接一杯地敬,老子(我)长得丑点,理都不理。

反过来我们谈田老师,田老师说你长得漂亮不漂亮与我无关,高矮胖瘦也无关,他就要你一直唱啊唱,唱到把他感动,你就是最棒的。